乡土文化何以复兴
——第二届河阳论坛上的发言提纲
文/徐兆寿
何为乡土文化?
根植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乡村、城镇、礼仪、制度、庙宇,并且以此而建立起一种天人合一的关于自由、幸福的文化。有完善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的文化。有可供人们学习、思想的一系列经典文化,如《易经》、《道德经》、《伦语》、《庄子》、《中庸》、《礼记》、《诗经》、《乐经》等,它帮助人们理解天地宇宙、大地山川、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小宇宙(身体)。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钱穆所讲的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对应的三大文化之一的农耕文化。再说小一些,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所谓乡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它不是复古。它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估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一种思维,同时也是在寻找如何克服当今人类面临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家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方式,当然,它更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重新寻找血脉、重新寻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迷途中,我们必须像伏羲、亚伯拉罕一样重新仰望星空、俯首大地,去寻找人与宇宙新的准则。
迷茫中,我们也只能问计于先哲。
厘清乡土文化何以“湮灭”的原因
今天重新来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许我们会发现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文化是如何被异化、压抑和消解的。费孝通先生的那样一种“乡愁”曾是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精神矛盾。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代表了那个时代三分天下的一支脆弱力量(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完全引进西方文化的一支强势的西化力量,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拿来主义”的中间力量,以钱穆等为代表的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力量)。
二十世纪中叶的“批孔”、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封建思想等“破四旧”从制度层面对乡土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清扫。中国大地上的土地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礼仪、乡俗、宗教等精神现象被肃清或压抑。费孝通的“乡愁”在现代化进程中变成了落后、保守的精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起,随着对西方文化新一轮的崇拜、引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清理,尤其是在现代性思维的支配下,农耕文化再次受到根本性的质疑、批判。以张炜的《古船》、路遥的《人生》等小说和以苏晓康的《河殇》等纪录片为代表。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也是社会学文本。
故而,我们可以基本得出一个结论,乡土文化何以被否定、压抑并消解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乡土文化遭遇海洋文化、商品文化、城市文化的压迫。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压迫。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应用导致乡土文化的流失。
二、乡土文化自身需要在新的背景下自我突变、完善。乡土文化的枯萎。(鲁迅的小说。礼教吃人,不平等,不自由。)乡土文化需要一次自身的清理,需要焕发青春。甚至说,乡土文化也需要一次大的变革,需要对其它文化的一次整合性的提升。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文化的一种反思,有象征意义,但只进行了一半。
三、乡土文化缺乏一种生长与完善的机遇。
乡土文化复兴的可能
首先,乡土文化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观,这种观念在今天是否存在。日地关系、天空与大地、个人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日夜轮回、二十四节气是否根本性地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未变。我们虽然生活于城市,但周身都是大地,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天人合一仍然是我们浑然不觉的存在之状。我们虽然生活在城市,对天地自然的变化不再熟悉,但这一切都根植于我们对乡土文化的否定。我们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是根植于我们过分地依赖现代性文化的原因。天道未变,可人伦乱了,何也?是因为我们对天道的迷茫。所以,乡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在宇宙天地间的首选。
其次,乡土文化能否解决今天人类世界的一些根本性冲突。宗教矛盾、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越来越突出。尽管乡土文化(或曰农耕文化,甚至或曰中华传统文化)不可能解决所有这些矛盾,但根植于乡土文化之上的包容合和观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法。联合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类的最高理念。
最后,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回到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中国人古老的人生法则。天人合一的自由观念就是从这里得来的。《易经》中的祸福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长、否极泰来等一系列方法论,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法则,也就是中庸之道。中医理论也许不能治疗一切疾病,但它是根植于乡土文化并且对古老哲学进行运用的一种医道,不仅关乎身体,还关乎心灵。
总之,乡土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剂良药,但并非唯一的良药,更非万世良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产生、壮大、完善的过程,也有病死、僵化、老死的过程,无论是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基本上消亡),还是农耕文化,当然,也有其新生的可能。基于此,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好的文化,更不能有简单的复古观念,而是在对乡土文化进行革新的可能中,来重新建设一种二十一世纪的全球背景下的乡土文化。
徐兆寿,西北师大传媒学院院长、教授。文学博士,从事现当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影视文化研究与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出版《非常日记》、《生于》、《非常情爱》、《幻爱》、《生死相许》、《伟大的生活》、《荒原问道》等7部长篇小说,《麦穗之歌》、《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等2部诗集,《我的文学观》、《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等6部学术著作。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等十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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