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明：请容我反问一句：如果不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塑造国人的文化自信，那么要用什么？如果现在不是时候，那何时才是时候？
我想现在这个时机，恰恰是自清朝末期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的一百多年来首度出现的转折点。百余年来，中国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潮当道，中国文化的倾颓是一直没停止过的趋势，但这样的趋势，从这几年开始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折。《易经》中说“否极泰来”、“一阳来复”，这些年来，中国文化的的确确已从最不堪、最受轻蔑的时间点翻转了过来。当然，现在才只是开始，大家还有点半信半疑，也因为否定得太久了，一时之间要建立自信，还真有那么一点儿不习惯。不过，我很确定，要塑造国人的文化自信，势必得从中国传统文化下手，而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王肖：前两天听到一种说法，挺有意思。有人说，传统文化不接地气，因此要孩子少接触。大陆这两年，特别喜欢“接地气”这个词儿，不管从商、从政，还是从文，接地气间接代表着民意、大众审美和时代意识，被放到很高的位置。我就挺纳闷的，如果说传统文化不接地气，那什么是接地气的呢？一百年前人人熟悉的东西，一百年后就不接地气了吗？薛仁明：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说。
首先，我很喜欢“接地气”这个词。虽然这个词意义有点含混，但是这无所谓，向来有生命力的东西都是含混的；而且要有点含混才好，太精确了，有时生命力反而不在了。现在大家喜欢谈接地气，是一件大好事。一来可弥补宋代以后士人与民间的裂缝，二来可以解决士民双方说不上话的困境。从根本上说，多谈接地气，是将中国文化长久以来上下无法交流、天地无法往复的“否”卦局面，慢慢再转成天地相交的“泰”卦。如此一来，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否”极“泰”来。
其次，有人说“传统文化不接地气”，这话虽不中听，却也有一部分道理。其道理之一，是在传统的“国学”里，尤其是宋代以后，不论宋明理学那些形而上的心性之学，或是清代“朴学”那种考据学问，平心而论，确实都不太接地气，也不太有生命力。这是今天我们谈传统文化、谈复兴中国文化之时，必须要虚心承认，也必须要小心避免的。其道理之二，是眼下谈传统文化的衮衮诸公，确实有一部分人谈得让人心生隔阂，不是搬弄一堆名词，说得玄之又玄，令人听得一头雾水，就是沦为说教，常常有种道貌岸然的假严肃。或是有种过于强烈的使命感，护卫心太重。不管是这其中的哪一种，总显得不够真切，让人难以亲近。正因如此，才会给人传统文化不接地气的印象。
所谓接地气，并不等同于媚俗，也不等同于迎合大众的审美和时代意识，事实上只不过是说得真切、说得让人可亲近罢了。这样的真切，是建立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基础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把当下的中国人和我们的祖先及历史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只有在时间的纵轴上找到了确切的位置，中国人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坐标，也才算真正扎了根。扎根，就是接地气。
民间一向接地气，相比较起来，读书人容易不接地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是，读书人能自觉，又有论述的能力，因此可以把大家可以感知却说不清的想法给说出来。所谓国学，其实就是读书人将深藏在中国人心坎里的文化基因清晰而真切地讲个明明白白。试想一下，如果你心里头有许多可以感知却说不明白的事儿，有一天终于被人给豁然点醒了，那会是多么的欢喜！
是否接地气，只与能否契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关，至于是现代或者过去，倒没有太多的关联。有许多现在流行的事物，等过阵子就没什么人再理会了。这种事物可多着呢，它虽符合当下民意、大众审美和时代意识，却很快就会烟消云散。这种事物就不能说它接地气，相反地，像京剧、昆曲这种东西，虽多是百年以上的玩意儿，目前已不是那么流行，却扎扎实实是从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长出来的，这才是最接地气的。中国文化里的许多东西，都可以作如是观。
王肖：关于“传统文化不接地气”的说法，我认为有些人是怕孩子落后，希望来点见效快的。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理念、方法，跟中药、农业挺像，都需要你付出时间慢慢地体会与化用，如果急于速成，反而会适得其反。但有些父母就觉得，涵泳咀嚼、潜移默化的影响，跟今天这个时代比起来，实在太慢了。薛仁明：对啊，刚开始时肯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可再过些时候，这种节奏上的“慢”，反而会变成一种优势。当大家都急急忙忙、惶惶不可终日时，遇到我们这种“慢”动作的人，严格来说，不是“慢”动作，而是走着“该有”的步伐，当我们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时，反而会特别有说服力。特别是当大家温饱已逐渐不成问题，却仍得面对生命中无可避免的惶恐与焦虑时，自然而然会佩服那种生命安稳的人。仅读几本心灵鸡汤、参加几场心灵成长课，虽说可以有一时之效，但大概不会有什么大效果。即便你跟随了某位“大师”修行，好好下了一些功夫，也未必真能解决问题。生命真正的安稳，从根本上来说，更多的是源自于幼时成长环境的“涵泳咀嚼”“潜移默化”。长大之后的种种努力，相较之下，其实都成效有限。因此，如果你沉得住气，让孩子不疾不徐地“涵泳咀嚼”“潜移默化”，对于未来的帮助，那才是无可估量呀！
王肖：这让我想起很久前看到的一句印度式心灵鸡汤：“慢些，你会快些。”但具体到社会就业问题，现代教育注重知识、技能和实用性，培养出来的是可以用标准化度量的“人才”，那么，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心性教育，虽说可培养一个人“成人”，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体系，还是要现代的大学教育来完成。薛仁明：准确地说，传统文化关心的是“教育”，现代人关心的则是“训练”。“教育”是如你所说的培养“成人”，“训练”则着眼于现实的工作需要。这两者本质上不同，但我们常常会搅成一块，现在我们常常会对大学寄予很多“教育”的期望，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百年之前，中国不太有这个问题。当时的教育，大概就是“教育”，即使是“训练”，最多也只是针对科举考试。至于现实中各行各业的工作需要，并不需要由学校来担负这个责任。比如中药行业的老字号“北京同仁堂”，他们用人当然不必从什么学校里来找寻合适的人才，直接招学徒来训练即可。后来中国受到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影响，才开始将“教育”急速地向“训练”倾斜。尤其四九年之后，大量专业性的学校成立，强调的都是“训练”，越到后来学校就离“教育”越远。
从社会的需求来讲，以“训练”为主的现代大学，当然有其必要。但当学校整天“训练”，逐渐远离“教育”之时，许多人读了那么多年书，却没真正受过“教育”，确实是件怪事，也是桩憾事。
正因如此，我才会提议，在大学体系之外，需另外成立一个书院体系。书院的核心目的就是“教育”。所有的学生上大学前都在书院待个一年，受些“成人”的预备教育，打好基础，然后再到大学去。除了大学生之外，另外还可以有少数的书院生，他们继续在书院读书，让生命更通透，将来可担当更紧要的责任。绝大部分的人，不妨就回到大学系统，好好地读各种专业，接受各种“训练”，好为将来的就业做准备。这就是书院与大学的双轨制。
王肖：在书院学习的这一年，就是接受人文教育吗？薛仁明：也是，也不是。现在大家都谈人文教育，可毕竟这是个西方的名词。西方的人文主义原本是为了对抗基督教的神本思想，但中国压根儿就没有基督教的神本思想背景，却讲了半天的人文，实在有点怪。我想，正本清源，我们应该回到中国传统的安身立命之学。这一年，让学生接受一些生命的熏陶与涵养，主要以经典为主，老师的重点不在于讲经解经，而在于活出经典中的生命状态。他讲了多少，其实都无所谓，可是生命一定要够通透。一般的大学生最缺少的，就是看到通透生命的典型。这样的典型比什么都重要。此外，除了经典，我们让学生也写写书法、听听中国音乐，再好好地看看戏曲，最好能跟着哼两段，也可以找个茶艺师，让大家喝喝茶，学学茶艺。文化本来就是潜移默化，是要渗透每个人身上的。今天我们大家喝一杯茶，在喝茶的当下，能够从容涵泳，对多数年轻人而言，这比你讲一大堆老子庄子，都容易接受得多。孔子说“游于艺”，书院涵养学生的生命，很要紧的一块，就是这个“艺”字。
王肖：说到这个问题，我自己有这样的困惑：古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没有现代人高，但我怎么老觉得无论从遣词造句、琴棋书画，乃至于生活起居的种种，今天的人都显得更庸俗呢？哪怕他穿着高级私人定制的麻本色的长衫，身处芝兰芬芳的高级会所，身后的墙上挂着十几万元一幅的唐卡，喝着几万元一斤的金骏眉，却依然显得庸俗。出现这样的矛盾，到底问题的关键在哪里？薛仁明：这问题的关键是雅俗的失衡。因为失衡，自然就会落于两端，有的人极度地尚俗非雅，有的人则尚雅非俗。“文革”时期，雅的传统遭到破坏之后，精神底蕴已丧失殆尽，今天许多人崇尚的雅，一时间难以恢复底蕴，就变成了空壳子，自然会让你觉得不真实、也不舒服；甚至许多极度强调雅的人，失去了平常心，失去了生命感。
相较起来，大陆极度尚俗非雅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现在，我反而会比较忧虑过度尚雅非俗的心态。在我看来，当初“文革”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尚俗非雅的力道，并非偶然，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脉络的。这是因为从宋代之后，读书人过度标举崇高理想，同时自视过高，因此便开始慢慢跟民间脱节，到了明代，这种情况更加恶化。造成这样的脱节，一方面是因为某些理学家像神似的，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些文人生活雅得不得了，雅到不食人间烟火，也几乎不知民间疾苦。这样的脱节状态维持到民国初年，读书人又添了一种西化的“新品位与高格调”，既与民间脱节，又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甚至还流露出轻蔑傲慢，民间看了自然会产生反感，甚至憎恶。《易经》里面不是有一个“泰卦”吗？“地天泰”，天地相交，有交流、能感应，这才是理想的士民关系。可宋明之后，士民慢慢不能相知，天地渐渐不交，“泰卦”一变就变成了“否卦”，这样麻烦就大了。认真说起来，这其实正是后来“文革”时期对读书人、对于雅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动力量的根本原因。
宋明以后，读书人越来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现在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接地气，其实正是延续着这样的一个传统。另外，有些极度尚雅非俗的人，更是直接继承晚明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雅，他们自觉居高临下，雅到令人接受不了。我其实比较担心这种情况。
内容节选自中华书局出版薛仁明王肖著《我们太缺一门叫生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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