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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介石约法三章
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
11日，浙江大学及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的浙大校长郭任远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并逮捕了12名学生代表。郭任远的行为激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浙江大学学生集体开会，发表《驱郭宣言》，不再承认他为校长，要求教育部另派人继任。
年1月12日，为了平息浙江大学的学潮，蒋介石亲自到浙大训话，并答应了学生更换校长的请求。
随后，由蔡元培、翁文濒、郑晓沧、胡刚复、邵元冲、陈布雷等多人提议，蒋介石最终圈定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了他的这位同乡，但竺可桢并没有马上答应，推说自己现在正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所长，要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23日，竺可桢专程奔赴上海，向蔡元培报告担任浙大校长一事。
随后，竺可桢通过蒋介石待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向蒋介石提出担任浙江大学的三个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
3月20日经各方协商，竺可桢才正式决定接受校长之职。当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已有不得不去之势”“翁、陈既相推重，余亦牺于一时。”
4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由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4月25日，46岁的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从年至年期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历时13年，他创造了一个神话，浙江大学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学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知名大学。
在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余人增至0千余人。先后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李约瑟称赞竺可桢“具有远见卓识，同情他人，和蔼可亲……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西方科学家都对他的成功帮助，深表感谢”。李约瑟曾亲赴浙大参观，盛誉其为“东方剑桥”。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当时的浙大，学潮汹涌，纪律松懈。竺可桢就职后，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提出要办理好教育事业，第一要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即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今日需要的有用人才。他勉励学生为学问而努力，另一方面要为民族而奋斗，在外侮日函的年代，承先启后，精研学术以自勉，为国效劳,做出贡献。
在办学方法上，竺可桢又提出“充实教授人选，增加图书设备，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他以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转移学风的动力。他举例说，我国古代的书院，往往有一二位大师，便就造成了一种好的学风，如朱晦庵讲学于白鹿洞书院，陆象山讲学砖鹅湖书院，文风所播，影响殊深。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曾经“三顾茅庐”恭请马一孚先生，礼聘浙江大学前校长邵裴子先生，他求贤若渴的精神成为浙江大学办学史上的美谈。竺可桢聘请了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浙江大学任教。
对于不称职的教授即使是领导也要解聘。竺可桢刚来浙江大学时，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只领薪水，却从来不上课，最后，朱一成被浙江大学开除。
留任打人教授
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有一个叫束星北的教授，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后来被誉为“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李政道、吴健雄、程开甲等物理学家都曾师从他。
束星北是天才，但却有着不走寻常路的一面。他在国外留学6年，曾换了9所大学。留学期间，他对教授非常挑剔，如果他认为这所大学教授讲得不好，他就会换另外一所大学就读。最后，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又到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双硕士，没有博士学位，但他的学识却非常渊博。
年回国后，他先在一所军校担任物理教官，当面顶撞过蒋介石，批评蒋介石不抗日，遂被军校解聘。后到浙大当教授，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
顶撞过蒋介石的人，对竺可桢一不客气。浙江大学在西迁时，束星北在很多方面对竺可桢表现出不满，多次顶撞竺可桢。竺可桢听后，总是大度地一笑了之。
因为有本事，束星北的脾气也很大。束星北殴打了总务主任杜道周，因为这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置障碍，刁难束星北。
打完了人，束星北自知有错，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
这事本来就算完了，但在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大学教授为人师表，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
竺可桢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留下了。
冷嘲背后的热度
浙大的费巩教授在一次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对竺可桢冷嘲热讽道：“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
竺可桢听到这话之后，微笑不语。
后来，拟请费巩担任训导处，但教育部的规定是“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如果按照此项规定，费巩不是党员，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竺可桢有自己的理由，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依然请费巩做浙江大学训导处长。
年，费巩教授要从遵义到重庆去，竺可桢专门请了一个过去的浙大学生邵全声护送他，在重庆摆渡过江时邵全声先把行李放到船上去，再回来接费巩教授，却发现教授不见了。
一直到年，竺可桢仍然没有忘记寻找费巩的下落，他特地写信给周总理，请求他查费巩的下落。
后来，从对国民党特务的审讯记录中，才查出费巩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了，被杀害后再用镪水毁尸灭迹。
费巩之所以被国民党杀害，是因为一个签名。
年2月，重庆文化界在郭沫若的倡议下，响应支持共产党提出的组建联合政府的建议，并共同发表宣言，费巩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3月5日，费巩即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不久，被杀害在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
高中学历的大学老师
在聘请教员时，竺可桢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
当年，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早年读书时，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所以只有高中学历。
在浙江大学做化学系的器材保管员时，查长生常常去旁听化学系的课程，学完了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部课程。
抗战期间，伤员需要大量的磺胺药物，而这类药全部依赖于进口。查长生翻阅大量外国相关文献，自己实验合成磺胺药，合成后却没有办法鉴定其疗效。恰在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情急之下，他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结果一吃就好了。
竺可桢听说这件事后，亲自跑到查长生的家里，反复动员查长生，请他担任浙江大学的教师，让他给学生讲课。
4次迁校
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及中央大学等都搬迁到了重庆，但对于浙江大学，蒋介石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竺可桢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
起初，竺可桢带领学校的名师生，搬迁到浙江西部的天目山和建德。
10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第2次西迁，至江西吉安和泰和。刚刚到达泰和，赣江爆发洪水，竺可桢安排好开学、上课和招生工作后，命令土木系的师生，协助当地人民，筑造防洪堤坝，当地人将这条堤坝叫“浙大长堤”。
竺可桢的工作很忙，对于妻子和孩子的照顾很少，正当竺可桢忙于勘察第3次迁校新址时，他的次子竺衡和夫人张侠魂相继病逝，竺可桢在这突来的打击下，以极大坚毅忍住精神创痛，顺利完成了迁校任务。
年，敌人到达江西，浙江大学第3次搬迁，至广西宜山。在当年的校务会议上，通过立“求是”为浙大的校训。他说“求是”是指“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并引布鲁诺、伽利略及孙中山等为例，说明只有坚持“求是”，科学才能进步，国家方能发达。“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为真理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既是治学之道，也是安身立命之本。
年，敌人抵达桂林，浙江大学第4次搬迁，先到达贵州北部，于年初在遵义和湄潭、永兴、青岩等地安身，在这里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搬回杭州。
两年时间，4次搬迁，跋涉0里，所有的图书和仪器，全部靠原始的交通工具运输。每到一个地方，即便停留的时间很短，但也要迅速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迁校过程虽然艰苦，但浙大的师生在竺可桢的带领下，能够发扬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践行“认真朴素，实事求是”的校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在长期的颠沛流离当中，浙江大学的师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保卫《四库全书》
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是多方面的，也包括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侵略。在保护《四库全书》不被日本掠夺的过程中，竺可桢和他率领的浙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库全书》编成之后，总共缮发了7部。在历史的变迁中，都屡遭厄运，尤其是藏于南方的三部，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的两部，都焚毁于战火，只有藏于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的一部得以幸存，成了南方惟一的孤本。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上海失陷之后，浙江省图书馆将《四库全书》迁运到浙西的建安山区，但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危险。而日军在攻陷杭州后，把浙大及省图书馆的图书、仪器掠往日本，这一消息让竺可桢觉得，必须尽快将《四库全书》西迁内地。但《四库全书》有36册之多，要想转移，困难很多。
竺可桢想出了一个办法，以浙大校长的名义，给已迁至武汉的教育部发去急电，指出《四库全书》在南方仅存一套，请求由浙大协同省图书馆一道将书西迁内地，获得了教育部的同意。
竺可桢委派浙大历史系教授李洁非全权负责《四库全书》转移事宜。经过一年多时间，《四库全书》在枪炮声中于年2月平安移运到贵阳，被放置在贵阳西门外的张家祠堂。
竺可桢接到李洁非的信后，马上又奔赴贵阳。亲自查看了书库的状况，感觉到情况并不理想。张家祠堂离贵阳城只有3里之地，旁边旁又有一个火药局。
随后，经过竺可桢与贵阳市有关部门的交涉和肯求，于6月将《四库全书》搬出张家祠堂，安放在贵阳的地母洞。竺可桢到地母洞书库查看，感觉湿度太大，还是不放心，又一箱箱地打开，亲自查验书页是否有变质的情况。最后，他对留守的人员强调说:“我是学气象的。贵阳这地方气候潮湿，你们一定要定期晾晒每一册书，谨防书页受潮。”
后来，他又利用工作之便，常与贵州省地方政府交涉，将地母洞书库的瓦片重新翻盖加厚，才使《四库全书》在此7年多时间里安然无损。
革命斗争
搬迁到遵义之后，国民党为浙大派来了一位训导长，叫姜琦。按照国民党的指使，姜琦意图对学生进行控制，以达到反共的目的，遭到了学生的抵制和反对。姜琦以辞职相威胁，竺可桢并没有买姜琦的账，也不管姜琦后面有国民党的支持，同意姜琦辞职，请非国民党党员的费巩担任这一职务。费巩协助学生自治会，为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创建了《生活壁报》制度。
一直以来，竺可桢一直崇尚科学，希望能够以科学救国，不愿意过问政治和政党纷争，但在抗战年代，即便是一个科学家在这样的年代，也无法单纯地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然而，在斗争的关键时期，竺可桢总能够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
年1月16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不顾大批知名人士的死活，任他们沦于日寇的手里，而派飞机去香港去接回自己的老婆、洋狗和私人物品。浙大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准备举行示威游行，作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听到这个消息后，赶来劝阻。在听到学生们的慷慨陈词之后，竺可桢被学生们感动了，拿了小旗子，走在队伍的前列，和学生们一起参加游行。因为竺可桢走在队伍的前列，国民党特务不敢冒然袭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学生。
游行结束后，有5名助教和学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竺可桢协同农学院院长一起参与营救工作。一直到解放，每年都有浙大的老师和学生被捕，而竺可桢每次都主动承担起营救的责任。
年10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开始在北京等地逮捕进步学生。10月26日，于子三也在杭州被捕，三天后，于子三在狱中被杀害，国民党则造谣说于子三是用玻璃碎片自杀的。于子三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新民主青年社的社员，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于子三当选为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
竺可桢感到非常愤慨，并当面质问国民党浙江主席和特务头子，“以刀杀人，与以梃杀人，有以异乎？”竺可桢去看望了于子三的遗体之后，国民党要求竺可桢签字证明于子三为自杀，竺可桢坚决拒绝，在纸上只写了“在狱身故，到场看过”。第二天，国民党所有的报纸发布消息，“于子三畏罪自杀”。同时，对新闻和信件、电话进行封锁，竺可桢公开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在南京，竺可桢面对媒体记者，说：于子三是好学生，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国民党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采访竺可桢的新闻稿件见报之后，蒋介石感到震惊和惶恐，命令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竺可桢在报纸上更正自己的言论。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
从南京回到杭州之后，竺可桢向浙大的师生宣告：“胜利在我们这一边，胜利属于我们。”
浙江大学在当时，成了“解放区”，国民党大骂浙大是共产党的“租界”。为了纪念两位烈士，“生活壁报”更名为“费巩壁报”，图书馆则称为“子三图书馆”，这里甚至成了杭州市民了解解放战争和共产党政策的窗口。
（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参考文献随后会在本公号上登载，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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