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1
道路自信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革命的胜利走出了一条独具农耕社会特色的革命之路。近代以来中国走过许多发展之路：清代戊戌变法走的是一条动表不动里的微变之路，未能触及变革中国发展的根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走的是一条西方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袁世凯走的更是一条由汉族人替代满清王朝当皇帝的封建之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探索变革都是为了救中国，但都没有救成中国。因为他们探索的道路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社会的人文需求。夺取一个政权、引领一个群体、管理一个社会，最根本在于顺应这个社会的人文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引领这个社会的人文需求。
有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走的是尊重中国民众意愿、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当时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特征？中华民族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农耕社会的发展历史，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不断文化交融、不断生活融合的历史。
中国的长城就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分隔线，史称“农牧分割线”、“15英寸等雨线”，现在看就是黑龙江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之间的连线。此线以北，就是游牧社会；此线以南，就是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有着自己的传统、习俗、人文和文化，特别是是长期秉持和传承的农耕文化深深地渗入了中国人的心灵并成为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人文思想体系，就是中国人所秉持的思想信仰和行为逻辑。
从西周开始的分封制起，到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体系，再到西汉时期所逐步完善的中国人文体系，以及后世宋明理学等，相对固化和充实了整个中国的人文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来源就是中国农耕社会的总体背景。
因为是农耕社会，所以中国人对地域的概念非常敏感，对土地有着天生的依恋。其中，西周初始的分封制就是拉开中国人对土地依恋的序幕。分封时，封国号、封土地、封人口。这便有了封国的诸侯到了封国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社稷、建宗庙。社稷就是祈求农业生产五谷丰登的。
因为是农耕社会，所以对姓氏、对家庭、对家族的概念非常看重。农业生产是固定化的生产模式，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分封诸侯国时，建宗庙其实就是设立开辟这个疆域的始祖的场所。中国的姓氏，除古老的姓氏以外，大都的姓全部是由国而姓的，即“国破而姓出”。
因为是农耕社会，所以延续到现在中国人的节日，全部是与农业生产和祭祀祖先有关的。除夕、春节、元宵、清明、端午、重阳等节日。西方几乎全都是与宗教有关的节日，而西方宗教的节日，大多与游牧社会的生活习俗有着直接关系。
这些农耕社会所保留下来的习俗传统，经过总结提炼，逐步进入到意识层面、思想层面，并化作成行动纲要，便是中国传统人文体系。孔子实时地总结提炼了这些传统，并带领广大子弟进行传播宣传教化，使得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体系得以形成并发扬广大。
其核心就是对内的“仁”和对外的“礼”，“仁”就是通过修为自身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礼”就是对外界所秉持的一种规则，具体来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行其道、各持其礼、各秉其志的人文秩序。这些思想根深蒂固地镌刻在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内心中，并传承至今。
中国历代历朝，无论任何政权，只有符合了中国农耕社会的人文需求并引领社会发展的政权，才能在中原社会立足并发展。反之，则必将很快退出中原。如秦朝16年，隋朝38年、元朝97年，也包括国民政府。清朝是游牧民族统治，历时年，但它遵循了农耕社会的管理模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的就是她遵循了中国农耕社会人文需求这一现实，并运用现代政党理论的发展成果，引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紧紧依靠农民、农村、农业的农耕社会发展道路，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汲取了“揆文教、奋武卫”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模式的精华部分，创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者并举的思想模式和方法手段；着眼于建设自身革命党的基础，把整个队伍注入鲜活的思想，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为核心的夯实自身的力量基础，并赋予坚定的人文信仰。以上几条是任何党派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传承中国历史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走着一条前无古人的革命创新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的是一条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改革之路。现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其中国特色就是建立在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稳定与统一，是内向的文化。
中华文明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的地理、气候、人群等多因素共同影响决定的，从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而来并不断归纳修正，形成的最贴合农耕人群文化和心理、道德标准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农耕社会和传承的农耕文化实际以及世界发展环境，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带领中华民族成功开辟出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现代化路径，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年的传统文化中开放与包容、兼收与并蓄的特点在当今时代再一次显示了非凡的格局与气度，并用30年的时间彻底改变了年以来的命运，进行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农村改革入手，充分调动农民兄弟的主动性能动性；之后加快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以及个体私营企业发展，使城市地区重焕生机活力。
“一带一路”这一独创性的“中国方案”体现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通过合作达到共赢目的的结晶，它与西方文化中契约式的零和游戏有着天壤之别。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配合，又是中华文化中包容、吸收、再创造特性的又一次完美诠释，是对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在消化吸收基础之上的创造，折射的是中华文化的融合创造力。
中国确立的改革开放这一的基本国策，使中华文化开始制度性地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主动拥抱世界，主动迎接外来文化挑战，主动对接外来文明秩序。而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这条发展道路把一个经济曾经一度濒于崩溃边缘的国家带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02
制度自信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国体的历史渊源。中国的国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与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非常相似。稷下学宫除了学术功能以外，是一个事实上的咨政议政机构，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其著名的论辩有儒家与法家的王霸之辩、义利之辨、天人之辩等，这些思辩流传千古，是人类政治、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当时中原大地上的各学派包括，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等皆汇聚稷下学宫，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很多人认为稷下学宫是中国最早的大学，而稷下学宫的运行模式接近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的稚形。
中国政体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的形式就是中国式的民主制度，即“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中国的民主，这一制度是中国长期以来农耕文化发展延伸的历史必然，与西方的选举式民主的产生土壤有着很大的差别。
“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民主形式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周朝立国开始提出“天命糜常，惟德是辅”和《周易》的出现，既是中华文化内在核心——“德”的要求，也是对中原社会发展规律——“变”的揭示，这些都为华夏子民初步奠定了雏形的社会人文秩序。
而这里的“德”其实就是民声民望民意的集中反映，“天命糜常，惟德是辅”的意思是上苍是眷顾有“德行”的人，是“以德配位”的，取得政权是有标准的。也就是说上天是将权力授予“德被四海”的人。而不是“君权神授”的“我生不由命唯天”。
“德”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家族、国家有德，便能得到上天的垂顾，成为“受命之人”、“受命之族”、“受命之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是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德”的价值原则：
一是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王道原则；
二是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原则；
三是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德纲领。
“德”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概念，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这里有着十分突出的“民声”、“民望”、“民意”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德才配位，才能代表民众管理社会，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这种制度下，我们社会的各阶层是直接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的，而不像西方要仰赖某位“贵族”（议员）为其代言。
某种程度上讲，当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是传承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原则而体现在政体制度模式的现实反映。这也是制度自信的历史和文化来源。
03
理论自信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深刻揭示，扭转中国历史乾坤的根本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其理论基础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辛亥革命的启蒙运动中传入中国的，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优秀的中华文化相交融，就迸发出了真理的深邃光芒。
全国各地的党校都有一个共同的校训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何理论，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让世人信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30年里带领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实践成果的背后，就是崇高的信仰和伟大的理论所支撑的。让我们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非常自信地相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这就是我们的理论自信的来源。
坚持事在人为，与中国自古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的故事同出一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解决当今时代中国面临各类社会、人文问题的“面包屑”，这些成果还有待我们不断的重新发掘和清理。
在社会治理方面，我们一直坚持着“仁”与“礼”、“和”与“合”、“文”与“武”三者有效统一的管理模式，“揆文教、奋武卫”的管理方式。党委部门既是“思想引领”源头，也是“人文关怀”的内涵体现，可以说是“仁”、“和”、“文”的践行部门。行政部门既是“依法依律”部门，也是“严格执法”的外在表达，可以说是“礼”、“合”、“武”的执行部门。分布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则是“率先垂范”、“模范带头”的关键群体。也是保证党委部门、行政部门有效发挥作用的核心团队。其实共产党员本身应该有着“教化”和影响周边群众的职责。
04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任何道路的选择、制度的确定、理论的形成，都是自身文化传承、发展、演变、凝聚的实践智慧。而这一点，中国应该更加自豪，因为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文化的国家，她的历史传承性和人文发展性也是任何国家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宣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如果说道路自信包含了我们发展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制度自信包含了国体与政体的历史必然性，理论自信包含了我们治国方略与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传承性，那么当历史的洪流让中国重新站上了世界的舞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更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使之内化为中华文化的新基因，创造了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等新的文化形态，推动中国创造了发展进步的奇迹。
中华民族能够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所秉持、传承和发展的中华文化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数千年的伟大实践。中华文化架构起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价值观念、性格禀赋、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包括“和为贵、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人文理念，“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思维方式，“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态度，“以人为本、宽仁慈爱”的人本理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吐故纳新、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辩证思维，“礼义廉耻、忠孝恭谦”的荣辱责任，“文以载道、以文化之”的教化观念，“有教无类、天下为公”的平等意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心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并深深地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和中华文化的文脉。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中国实际的人文需求之上的，是传承于中国历史、传统、习俗和人文的，有着浓厚的中国人文需要和坚实的中国人文基础。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力弘扬符合当代中国人文需求的优秀传统文化，坚决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积极主动地吸纳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优秀文化内涵，不断充实丰富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和完善能够引领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中国新的人文秩序，以此调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潜力和动力，不断孕育和产生当今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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