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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编者按：凡是要献身于无产阶级伟大事业的人就都必须要学习、掌握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而不能仅仅安于自己单个人的先进或者因一时无力着手而消极懈怠。
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立，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的锤炼，掌握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也有许多教训。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共产党在中国第一次有效地组织起工人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积极参与了政治、军事斗争。但是这一时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牢，许多基层党支部、工会建设极不牢固。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基层组织丧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左的错误。不是积极地到群众中去，隐蔽力量，积极工作。而是热衷于搞赤色工会，飞行集会。貌似革命，实则脱离了群众，损失了革命力量。到抗战爆发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
“左”的路线纠正过来后，共产党更加成熟了。抗日战争中，在上海那么复杂的情况下，优秀的党员坚持“三化、三勤”，灵活地采取多种多样的群众组织办法，搞好统一战线工作，既发展了群众组织，又发展了党组织，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第二条战线的展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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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本身就是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上海党组织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年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共有共产党员人（未含教委、文委系统的党员数，加上两委人数，当在左右）。其中工委人，职委人，学委人，警察人。上海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健全，建立6个系统的党委，下属33个产业或地区党委，余个基层支部。郊县党员达余人，有7个县级工委。
抗战时期，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在漫长而艰苦的奋斗中，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策略。
共产党员的三化、三勤“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
扎根社会的关键，就是要求党员能够在外在的形象上和内在的感情上融入群众之中。有的党员深入国民党政府、军队、党务、财务经济部门；有的深入教育界，掌握中小学领导权；有的活跃在文化界和科技界；有的甚至打入帮会组织，当上头目，从而开辟了群众工作的广阔阵地。
这两个策略其实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训的而得来的——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党员过着领取组织津贴的机关化生活，并不与群众共同生活，这也是他们难以切实融合到下层群众中，且机关一遭破坏较多党员被抓的重要原因之一。
策略的具体要求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深入基层，掌握生产、生活及学习上的本领地下党员在以普通群众的面貌进人社会基层后，在工厂企业里，必须是兢兢业业、精通技艺的生产能手、业务骨干；在学校里，应该是读书用功、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钻研教学、关爱学生的好教师；在各种岗位上，都是忠于职守、诚恳待人的正派人。这样，深入基层的党员，既能巩固自己的职业地位，同时也因为自己的先进性，表现突出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广交朋友，团结积极分子，发展进步力量，使自己真正融入群众中。
二、做好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关键性人物的工作，起以点带面的工作基层党员在做好普通群众工作的同时，如能做好群众中关键性、有影响人物的工作，就能起到团结一个人从而带动一批人的作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利于扩大和加深党组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
三、运用群众社会生活的习惯形式乃至传统形式团结群众，减少接近群众的阻力成功的革命往往善于利用传统中最受人欢迎的习俗来赢得群众支持。这些传统习俗，早已深人人心，所以它们代表了浓厚的民族精神，更容易唤起民众情绪。
如南洋中学党员费志融利用社会传统习惯，以结拜“十兄弟”的形式，深入同学之中，与同学经常在一起交流进步书籍，集体看话剧，并以此为核心，开展了全班的群众工作。
采用各种形式组织群众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
当时地下党根据各阶层群众切身的要求和痛苦，用各种合法的形式与方式，大量建立以“友谊的、经济的、学术的、娱乐的、互助的、地方性质的、带封建性质的，以至宗教的形态”等当局法令和社会习惯许可的各种公开的、不带政治色彩的群众组织，以把群众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这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群众时最重要的策略创新。
如诞生于年2月20日的益友社，尽管开创时仅四十余人，活动场所狭小，但以“提倡正当娱乐，改善业余生活”为宗旨，办起了剧团、图书馆、诊疗所、理发室，尤其是花大力气开办业余补习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店员入社，至年6月，社员达人之众。这一方法随即在工委系统得到推广。工委的党组织兴办了一批工人识字班，加强了在工人夜校中的活动，并在邮电、公共交通等部门广泛建立了储蓄会、福利会、互助会、消费合作社、同乡会、兄弟会、姐妹会等各种公开合法的社团，把广大群众包括大量中间的落后的群众直接、间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学校中的党员则通过班会、级会、学会、团契、联谊会及有共同兴趣的爱好者集结起来的组织，如读书会、女同学会、参观团等合法的组织方式来团结同学。
值得注意的是，地下党对社会上层的统战工作也十分重视。争取中上层人士的参加群众在，有助于增加对群众的吸引力，增加团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减少社会存在的阻力。
地下党还根据群众的不同需求，分门别类地组织群众。如英汽售票员地下党支部成立后，根据大多数售票员家境贫困的情况，先后组织了友谊储金会、工信储金会和同济会，取同舟共济之意，参加者二三百人，规模较大。
同样是针对性地工作，抓住重点部门，推动其他组织的建立，也是一种重要策略，并且这一策略和党为接近群众而采取的与群众中的关键性人物交朋友的策略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上海经营出租汽车业务的公司有二百多家，从业人员三万余人，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云飞汽车公司、祥生汽车公司、泰来汽车公司和银色汽车公司四家公司。为了把他们组织起来，地下党选择以党员较多，群众基础较好的云飞汽车公司为突破口，成立合法组织“上海云飞汽车公司司机联谊社”。联谊社成立后，祥生、泰来、银色等其他汽车公司的司机受到启发，在党的指导下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年底，四大公司的司机组织又成立了“四行联盟”。四行联盟成立后，一些中小出租汽车行的司机也纷纷要求加入，逐渐形成了全市性的出租汽车司机组织，从而把多数司机集合在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之中。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斯建立的群众组织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即在不同的阶段，变换不同的形式。活跃在这一组织体系中，直接引领广大群众的就是基层的党支部、党小组乃至单兵作战的共产党员。实践证明，这种公开合法、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对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具有重大作用。据地下党领导人陆志仁称，战时上海的店职员达到27万左右，而在联谊会和补习学校下的职员就有5万人左右，约占四分之一，能将非常分散的各行各业职员如此广泛地联系组织起来，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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