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生态城市文化模式”的“形塑”—“城市是自然中的一棵树”
正因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在现实中，有很多城市在高速发展中失去了自我，或者是“忘却”了给城市以科学的定位，有的城市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本土化的个性风格，城市的“建设性破坏”、城市的“合法化危机”、城市污染等一系列社会的问题的发生，使中国的城市正在以“千城一面”的样态发展着……，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定位缺失，需要创造新的城市定位理论，给城市注入新的动力，不仅让城市的生活更美好，而且让城市人在美好生活中创造人生的终极价值。城市定位的“回归”与“重塑”，其终极目标就是让城市能够如宝石一样，镶嵌在自然的怀抱里，形成城市与自然的“嵌入性”的结构关系。“嵌入性”（Embeddedness）在汉语中，有时被译成“镶嵌”、“根植”的意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将波拉尼的“嵌入性”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因此，“嵌入性”一词成为美国新经济社会学一个重要基础性概念。本文所论及的“嵌入性”城市定位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建构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与自然文化属性的结构性关系。人类创造的城市可谓曾一度离开自然，或成为与自然相“对抗”和消耗自然资源的社会机体，特别是人类工业化的发展以来，几乎使城市成为自然的对立物，对自然系统的破坏几乎贯穿工业化的全过程，大量的山体被炸、植被荒芜、河流被污染、物种被人为灭绝、田地被化学农药结板化……。今天当我们在给城市定位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让城市深深地根植于自然的结构之中，并能够从中汲取能量与给养，或者应该这样说，城市犹如自然中的树木与森林，吸取营养，最终经回报给自然。“城市应该是根植于自然的一棵树”这一概念定位其意义非常深远。为什么在自然界，燕子、喜鹊、蜜蜂等创造“窝”、“巢”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属于自然界的人类，经过社会化以后，所创造的居住体——城市，却往往与自然的发展相背谬？为什么人类创造的城市却不能够完全成为自然界有机构成的一部分？在笔者以往的研究中，曾多次提出过城市的发展与定位要创造新的“城市文化资本”，就是要创造与自然和谐的城市发展土壤和社会机制，说到底也是在塑造一种对自然感恩型的城市“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应该是城市原生态文化的建构与重生。有学者曾说：“随着地球人口更稠密的覆盖，越来越有必要保留部分地方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避免人类的组织癖好，比如国家和城市公园或保护区，节假日期间我们在这里可以逃避管理者、组织者和效益专家及其所支持的一切，而回到真正懂得组织事务的大自然”。这种感觉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价值取向，当人类走向城市化并把城市当作生活、生产的场所时，也是城市人以群体的方式“动用”自然物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满足需要的过程必然消耗自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自然的原有的某种秩序，而出现“自然状态的失常”。由于人类对自然的需求与过度索取，地球上已经很少有原生态的存留，重塑城市价值的实际步骤，是城市精神和城市消费伦理道德的一种新建设，也是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性和理想境界。城市作为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原生态的稀缺性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警告。对有些城市来说，已经没有了原生态的文化，无论自然属性的还是人文属性的，都已经不复存在。城市噪音、灰尘、空气污染、“水泥森林”式的街区……有些城市空间让人窒息，似乎在迫使现代人成为“城市动物”。在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思想史》一书中还曾引用了克鲁奇的一句话：从伦理的角度讲，“我们不仅一定要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而且也一定要作为整个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不仅与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国人和我们的文明社会具有某种形式的同一性，而且我们也应该对自然和人为的共同体一道给予尊敬。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通常字面意义上所讲的‘一个世界’，它也是‘一个地球’。没有对这种事实的了解，拒绝承认文明世界各个部分之间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们就无法更成功地生活。一个虽然感伤的，但却是无情的事实是：除非我们与除我们之外的其他生物共同分享这个地球，否则我们就不能长期生存下去。”这一观点的核心是“我们（人类）应该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这个地球”，所以，当人类从城市最初的形成，到传统农业社会转换到典型资本主义工业时期，城市一直是对自然加以索取，而当代社会我们对城市提出全新的要求：城市要对自然有感恩式的回报，这一认识是城市生态文化模式发展的质的飞跃。对于现代的城市来说，传统的原生态自然资源具有资本性价值。从概念上理解，原生态文化的存在往往是指未经人类行为影响的、非社会因素生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原生态城市文化”既包括单纯的、非人为因素形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也包括一个国家、地区、民族或一座城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代表性的、本地化的、原汁原味儿的、土生土长的语言、惯习、风俗、技艺、行为和艺术等文化表现系统。而这些原生态的文化，在现实的生活中已经成为城市生活方式水平与质量的保证。在城市文化的挖掘中，“原生态城市文化”具有民族意识的“草根文化”意义，是民族与城市精神及情感的重要载体，是城市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财富。在有些城市中，地方性的传统包括原住民族的传统知识，是以区域文化长期发展为主体所衍生出的城市与地域化的无形资产，它包括特殊工艺品图案、造型；民族和宗教的图腾、特征徽记；以及具有商标号召力的文字符号等。特别是通过城市文化建构的升华，把城市传统中的“草根文化”引入城市高雅生活系统和层面，必然会创造更高的文化与经济价值。特别要指出的是：很多城市地方性的文化，往往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气候条件多变、历史悠久和文化背景独特，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特殊文化遗传形式和类型。特别是因自然与社会隔离机制造成多样性的文化结构而衍化的“城市文化群种”，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民族性和城市的文化特质。有些原生态城市文化及传统知识资源迄今尚未被工业化所利用，甚至是典型的活的“文化化石”；还有的“原生态城市文化”知识和表现鲜见于书本，而以生活传统和物种的形式保留在聚居地域。这些原生态文化如果能够充分开发，通过整合、策划和创意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文化资本和“动力因”，并可以构建一种新型的文化产业链。“原生态城市文化模式”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是以“原生态自然环境文化为基础，建设‘循环社会型有机城市’”。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认知，强调的是原生态自然环境的挖掘、利用、整合与创新。这里须有一个城市社会发展的前提资源条件，即这座城市必须具有原生态的自然资源要素。客观地说，有些城市已经没有原生态自然资源了，而有些城市虽然尚存一些原生态的自然文化资源，但是，既没有很好利用，也没有创新性的开发，让原生态自然文化资源自然消耗，而不能把资源转化为资本。二是强调以“原生态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特色人文城市’”。与前一项区别的就是强调“历史文化的原生态”，这既需要挖掘，更需要整理，包括现存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原生态文化，当然更希望这个城市能够有显性的历史文化遗存，如老的街区、历史地段、城市的“集体记忆”、某种“历史文化丛”等。通过原生态特色人文资源的重建，可以提炼出城市个性化的文化主张，寻求城市的“文化突围”。三是以“原生态旅游文化为基础，提升城市整体文化生态品质。”旅游文化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不仅仅是开发几个旅游景点，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城市整体文化的品位，良好旅游环境是宜居城市的基础，凡是典型的优秀的旅游城市，必然都是有“城市文化资本”特色的城市，并且必然具有良好的生活质量，城市旅游人数的总量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旅游经济，更说明的是人们对整个城市文化的认同。进一步说，在旅游体系当中，其中任何一环缺失了，都不可能把旅游做上去，也不可能创造良好城市生活品质。所谓“原生态城市文化模式”所形成的旅游文化，包括“吃”“住”“玩”“乐”“购”“娱”“行”“新”“奇”“特”“异”“险”“学”“参”，这十六个字构成了“原生态城市旅游文化”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城市旅游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放大，将旅游的体验方式延伸，创造旅游时间与空间的“粘滞性”效果，这种嵌入性的城市定位，才有可能创造自然文化属性的城市。四是以“原生态景观特色为基础，发展后现代城市的绿色工业地景”。这一层面的定位，强调城市与山、水和自然风光的“嵌入性”结构建设，生产型企业本身就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工业空间也应该是自然的表现形式，工业生产区也应该是一个生态型的旅游景观。工业区应该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或花园，这是对城市新型工业化的全新要求，也是回报自然的一种人文创造，是一种城市与城市产业发展的思想革命。斯宾格勒说过，“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城市文化”，“但是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城市的心灵的诞生”。“原生态城市文化模式”所构成的城市人格群体的社会价值，是城市重归自然这一“奇迹”的心灵展示，是在人格个性优化的前提下的文化张扬。与乡村比较，城市的自然属性的回归就是对城市“旧我”的否定，城市社会进化所表现的是“理性化社会的发展”，是城市现代人格炼就的社会基础。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检验宇宙的每一步进程，并用另一种进程取而代之。这种进程可以被称为伦理的进程。”“嵌入性”城市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一种新的“城市人格”文化伦理，这是罗马俱乐部成员E·拉兹洛在《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引用的一句话。这一观点说明的是：就社会进步而言，一方面是对人类认识自己创造宇宙发展的一种检验，另一方面，社会任何进步，说到底也是社会文化再造的文化密码——是人类伦理的一种进步，这种伦理可能使人类社会在进化中，社会整体功能能够越来越多地为社会大多数或者是为社会全员着想，进步的合理性包括对社会理性人的全面解放，城市社会的进化正是展现在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而这一认识的文化本质就是“城市应该是自然中的一棵参天大树”。二、“拔根”与“扎根”——“城市终极人本”追求
民族是有根的，一个城市也应该是有根的。如果城市是自然中的一棵树，城市的发展应扎根于民族性的原生态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够根深叶茂。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中说：“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所谓自然地参与，指的就是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从人类社会进化的变迁结构中，人类经历了多样化的“拔根”过程，当城市出现，人们从乡村走进城市；当新的产业出现，有些人成为商人和工人，又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当新的技术出现，人们成为不同阶层的群体，一次又一次的创造新的生活场域和体验，或许一直在试想扎根，但必须应对如社会的潮流变迁，一次又一次地“拔根”——离开家乡、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去寻找新的根……。城市成为丧失“首属群体”的一个生活舞台。为了较高收入的愿望，人们在城市里寻找生活的出路和方式；特别是在西方城市文艺复兴及工业化以后，“文艺复兴在各处挑起有教养的人与大众之间的割裂；但以民族传统的文化相分离之后，文艺复兴使这种割裂至少伸入到希腊的传统中。再往后，与民族传统的联系没有得到恢复，希腊却被人遗忘了。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它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与世界相分离，一种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及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为取向的文化，极富实用主义色彩，因专业化而极端破碎，同时既丧失了与这一世界的接触又丧失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径。”现代城市生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和技术所产生的影响”让一部分人在获得的同时，正丧失生活的另一个部分，这也许是现代城市生活幸福和悲哀同在的魅力所在。相反，面对这样的“现代生活的无根性”，城市定位就要“定根”、“扎根”，让现代社会的城市人重新找回如斐迪南·滕尼斯曾向往的传统“传统共同体”的生活，让城市人从心理上找回自我。斐迪南·滕尼斯的传统共同体描述的虽然是一种理想生活状态，但是，人的“扎根”性的情感与亲情需要，特别是“首属关系”的需求毕竟是现代城市社会人们仍然渴求的感觉和期望。“原生态城市文化模式”的“嵌入性”城市定位，就是要创造人的“扎根文化”，让城市实现“城市终极人本主义”的创造，也是对城市人本主义的再开发。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生活中的“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价值感受比较深刻，而对“城市文化资本”的价值认知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识，虽然对其价值的认识不会十分清晰，但是，“城市文化资本”可以成为“扎根文化”的“培养基”，使城市人形成一种文化意识和“文化意境”，一旦城市能够创造个性化的“城市文化资本”，城市人的整体人格和文化就会形成一种城市整体文化力，构成城市人群体或者是个体的文化资本及“扎根”的资源。如杭州人荣耀于居住在西湖边；扬州人荣耀于居住在瘦西湖边；北京人荣耀于居住在故宫边；南京荣耀于中山陵给南京带来的博爱文化……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原生态城市文化”价值，使居住于这座城市的人能够形成“城市终极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并依托这样一种本土化的城市文化底蕴，自觉地扎根于这个城市，自觉地“嵌入性”地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西方有学者说：“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这种‘某种东西’是非经济性的”。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认为，这种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是一种伦理，是一种道德。“诱惑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之间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眼前的利益。”创造城市“扎根”的文化，寻找城市“终极人本主义”的原生态城市文化，其价值就是长远利益和永久的发展意识。而在这里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我们的城市建设，几乎很少有人想到城市的“终极人本主义价值”，即城市最终会为人们、人类和历史提供什么？在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价值观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些价值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也是十分显现的。如有的国家与城市只有“群众”、“人民”的价值而没有个人的价值，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取向中，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很难发挥的；有的国家与城市只强调最高层次的道德，使得民众无法从生活中习得和践行。因此，西方学者将道德分为三个层次（他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一是最高道德——利他和无私的；二是最低层次道德是犯罪和无视他人权力的；中间层次是在社会上存在最多“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这个层面应该是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价值，是多数人可以履行的社会文化行为与品行。很显然，我们在创造“城市终极人本”的文化价值的时候，应该在最高道德和中间层次道德上形成合理的伦理框架，使城市全员能够成为城市终极目标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嵌入性”城市定位就是要审视那些原有城市资本存在的样态、类型、功能，只有从“第三视角”来考虑利用、创造“城市文化资本”，才有可能使城市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有学者说：“繁荣亦指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环境。因此，我们可以将繁荣视为一系列的资财。这里，我列出以下七种资财，或资本，其中后四种构成社会资本——1、自然资源，如地理位置，矿藏，森林，海滩，气候；2、金融资源，如储蓄，外汇储备；3、人造资本，如建筑物，桥梁，道路，电信设施；4、体制资本，如有形和无形资产的法律保护，效率高的政府办事机构，能最大限度使股票增值并保障职工薪饷和培训的企业；5、知识资源，如国际专利权，大学容量和思想库能量；6、人力资本，如技能，智力，能力；7、文化资本，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而且指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我们为城市定位，就是在力求城市的繁荣，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就是资源能否转化成资本，这种转化是需要进行创造、建构、创新与创意的。更准确地说，“城市文化资本”是以精神财富和广义文化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积累，这种积累必然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与增值。有形“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存在，主要是因为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如政治的、历史的、民族的、自然的文化属性等，包括社会认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因为注入了人们的主观文化内涵而形成一种文化资本意义，如我们感知到的那些优秀的建筑、历史文化遗址、公认艺术品等，这些财富首先表现为人类文化智慧与心智的一种结晶方式，复杂的劳动成本及个性化的“工具所有制”使某种事物已经不单纯地具有商品功能的价值，还附加了商品以外所表现的文化意义和人类整体知识的意义所体现的文化资本价值，而这种价值往往与时间的存在呈正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文化资本会形成刚性价格指数——越久越增值。另外，在文化资本意义认知的角度，很多事物在被赋予了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想法、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后，其本身的意义就会发生质变和飞跃。最典型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建筑，这类城堡已经脱离的传统的居住功能，留存到今天她已经是历史的符号、文化的象征、艺术的表现形式、贵族生活方式的样板……被赋予了既定人群的确定想法和信念。从文化属性上看，中世纪的城堡具有典型的欧洲文明的烙印，完全属于并表现了欧洲典型的文化与品质，正因为表现了属于了欧洲典型的文化品质，这种中世纪的城堡也自然成了全人类的“集体记忆”文化与符号，也自然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种建筑本身已经具有多种内涵和价值，已经是一种文化资本性的集中体现，构成并产生了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所具有的要素，如选择价值的代表性、存在的实质性价值和遗产价值、特殊表现的艺术价值、与土地资源相关联的资源不可再生性价值、与相关环境构成的空间惟一性价值和特有遗赠价值等。如果没有文化资本要素作为一种资本财富支撑，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层面上都会贬值，文化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必须阐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特殊关系。一栋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建筑物其早期设定的价值，可能仅仅是其“纯经济价值”的居住功能性价值为主，然而，如果其内涵所表现出的文化特质非常明显，其资本性就自然存在，会被社会精英群体以积累性的选择方式保留下来，这种价值将是刚性的价格符号表现，任何文化资本都有益于长时间的可持续性发展，这就是城市要创造特有的“城市文化资本”重大意义所在。在此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有关“城市文化资本”的主张：“城市文化资本”为主所形成的城市文化生态系统支撑着的经济的运转，会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这种选择的历史性就在于城市可以成为具有“历史风格的城市”，而这个历史风格便是民族和城市人的“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终极人本价值”取向的文化符号。关键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城市还剩下多少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城市的进化，就是在不自觉地创造“城市文化资本”，是对“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一种永恒和终极的追求过程，“城市文化资本”凝结着城市人的“终极人本价值”的取向。“终极人本价值”意味着一种主客体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奔向城市“终极人本价值”将成为人类的永恒的精神追求与绵延。“城市终极人本价值”是成功独有的思想和追求取向，并必然构成和已经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永恒绵延的主轴。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创造城市，能否成为未来人类的集体记忆？三、“嵌入性”定位与“中式后都市主义”
乡村的生产与生活虽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这却又是个体自然欲望的束缚和淹没，因为传统的乡村生产本身不能够与生活的理想及终极价值联结在一起，人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实现的程度是没有依据的。人们对“第一自然”资源的依赖，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求，而日渐耗尽的自然资源，使得封闭而传统的乡村生活缺乏动力，更缺少了希望，而本质是缺乏了活着的生活意义。或许可以这样说：用价值观的取向来划分，社会上有两种人，“生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人。这两种人的区别是就由生活方式而决定的人生价值观的文化取向，一种是有某种与社会整体进步及人类伟大事业相关联的价值观群体，而另一种仅仅只是为个体繁衍后代而谋生的群体。城市社会的责任之一就是让“仅仅为体个繁衍后代而谋生的群体”转化成为能够认识世界、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