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柳沟是在笔者成年以后的事，尽管柳沟作为大牛店村西南外三华里路光景的一道自然沟壑就那么早已一直存在着，如同它周围的山山水水，你并不知道它究竟缘于何时。柳沟的地理位置，在于它属于大牛店的范畴但却相距大牛店村甚远，你无法想象这个站在它的崖壁顶处即梁峁之上就能够十分清楚地望到西边河滩两岸南、北大牛的地方却在后来划归了大牛店。也许，历史上在这里耕种土地的人与大牛店村曾经休戚相关，而事实上，更重要的还是最近几个世纪里柳沟及其附近一带田产的主人就有大牛店村的人，换言之，主要是大牛店村人长期以来经营和耕耘着柳沟。
笔者儿时不懂得柳沟，原因不仅因为它客观上不在身边，而且作为“非农居村”的笔者家庭的特性又使得本人很少去过问那些村中的农事，毕竟村外的一坡一沟都与稼穑有关。那时的游玩和涉猎，虽然同小伙伴们也不止一次地路过离柳沟不远的地方，但终归偏偏未能邂逅而到达柳沟。由于脑海中没有柳沟的概念，所以即便听到别人谈论起柳沟也往往漠然置之，一纵而逝。到后来，偶尔从村西的一些同龄人口中获悉他们家就耕作着柳沟的田地，问其所在，才知道村南那条蜿蜒而上的南沙河在横越它的石拱桥（按：俗称“三眼桥”，位于侯家梁与包子梁之间的河段上，为神山水库引入干渠而建）以西的地方自南向北、从梁到川原来竟是大牛店村管辖的区域。
然而柳沟隐匿的过去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它的底细。柳沟，这个最初可能生长着无数摇曳婀娜枝条的柳树的幽谷竟然与我们段氏存在着一种扯不开抹不掉的关系，它是大牛店、南申村等村落的段姓人最初从洪洞县迁来的老祖的驻足垦荒地，是这一支段氏栖息、繁衍乃至后来发展壮大、四处奔波的“摇篮”。
大约十多年前，一本由南申村族人最早编修的家谱初稿出现在笔者的面前。正是这本册子，使笔者第一次接触到家族遥远的过去，拜谒了始祖等最初几世先祖的尊名。也就在那个时候，柳沟作为原来并非“事不关己”的地名进入了笔者的眼帘，并促使笔者开始深入想象和认真地去思索它。在以后的岁月里，虽则因为生活与工作的繁忙而从未有暇专程访谒和考察过柳沟，但柳沟自此在笔者心里变得根深蒂固，落下了深深的烙印。
庚寅年接手我村族谱的修撰工作之后，笔者发现，无论是从发掘资料，从而丰富族谱内涵，还是勘察取证，以便充实地方志传等方面来考虑，考察柳沟、寻回一些逝去的记忆都将是一件很有必要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并且还是一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鉴于绿色植被覆盖期往往掩蔽地形端倪，对象考证不宜的现实情况，笔者为之进行了长时间的细致准备和耐心等待。这期间，辛卯岁首因足伤而耽搁了一年，到翌年方能践行。于是，从壬辰仲春到甲午暮春二年多的时间里，笔者对柳沟前后总共进行了两次实地性考察。前一次系水平推进，从沟口而入，由外到内；后一回为阶梯降落，先登梁巅，然后沿陡坡自高处攀缘而下，由沟深处走出壑口。两次考证总计行程十多公里，费时半日之久，拍照十余张。
柳沟，准确地说位于芦儿梁（按：因梁体靠近芦溪村的地方，故本地人古来习惯称之，其位于包子梁北面，长里梁以西）西部北麓，主沟深约五百米，东西平均宽约三十多米，它大体上由南到北自梁顶曲折倾斜凹陷而下，至沟口豁然开阔，连接梁底大片缓坡而俯冲沙河。此种地势状况，地质史上普遍系漫长时期的雨水冲涮而成。这就是人们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大柳沟”（又名“老柳沟”），即狭义上的柳沟。而广义上的柳沟则还包括它东边百十米处的一道小沟，其呈东西走向，沟口也折向北，人称“小柳沟”。早在庚寅年夏日，笔者曾经从东边的长里梁北麓经土陌、町畦向西，越过三眼桥所在的引水渠，试图穿过茂密的玉米丛而探索到达柳沟，然而最终作罢。据当时地里务农的人讲，前方那棵具有硕大树冠的柳木附近是小柳沟，再往前走为大柳沟。看似近在咫尺，奈何田垄断绝，坡崖阻隔，恍忽间又好象远在天涯，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何况又不是考察的最好季节，只得“望而却步”了。
柳沟的首次之行充满了憧憬和忐忑的心情。作为考察者，原本寄予了太多的渴求和希望；而作为段氏后人，能够返回到几百年以前自已祖宗劳动、生活过的地方，仿佛那些先人们的在天之灵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们会对后代的贤行孝为甚觉欣慰，或者对后代的某些不妥事迹而感到愤懑和忧伤。在春天那个祥和的日子里，笔者特邀摄影者偕同西南而行。出村口，顺河滩，穿越三眼桥孔后登南岸沿曲径爬坡而上，一切遵循事先征求好的路线。然而，“高丘纵然伸手触，瞬间却在青天外”，到梁脚直线距离约莫一百多米的地段竟然颇费周折，左拐右绕，花了十几分钟的工夫。而当那黄土崖壁上满是岁月的皱纹的罄口形的柳沟谷口终于出现在访客的面前时，笔者的一颗早已悬着的心开始咚咚地跳了。
这是一道一眼望不到底的弯曲而幽深的峡谷，它的宽度不一，岔子众多。其沟口豁达，呈喇叭状。它那相当于舌部的一带隆起而连接后梁，形成一个别致的地形，这个近似直立的巍峨的小土岑，其色苍茫，其势雄浑，给人的第一印象宛若一幢高大勇猛的卫士矗立中央，它将整个沟口分割成两部分，左边是主谷，右边是一条浅沟。而整个沟口尽管宽广，但地形较为独特，这里的地势奇迹般较之邻近的沟内地方明显地高高凸起，以东西向的一条“土带”封住了沟谷，仿佛筑起了一道“屏障”。屏障内，地形平缓而延向沟的深处，直到里边很远的地方才渐行升高；而屏障外，即沟的外围，大片斜坡自此陡然而落，对北面沙河形成居高临下之势。那末，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沟口这样反常的情形呢？五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何以选中这条深沟作为为栖息、屯垦之地？它整个的地形构造又是如何？带着诸多的疑问，笔者继续朝里踱步，逡巡于柳沟的各个地方，同时，对它曾经可能存在过的事实进行了推断和回味。
柳沟的主沟稍呈东南—西北走向，至里约近三百米处折向西，再经约一百多米，地势乍然拔高，出现一个较为宽大、光明的平台，最后由此倾斜过渡到梁顶。我们不妨把东南—西北方向的一段称为“一号沟”，而将折向西的末段叫做“二号沟”。在柳沟，还有几道岔子值得介绍：一是前文中提到的谷口右边的小浅沟，可以命名为“三号沟”，其基本为南北向，沟底平坦而稍有倾度，沟口弯曲向东；二是进了主沟约八、九十米处，谷地变得宽阔，在其右侧远处蓦地出现两条狭壑，它们被一面陡崖分隔开来，其中北边的一条较浅，也较窄，崖体有坍塌状，呈西南—东北向，而南边的较深，约一百多米，草木丛杂，呈东西向，这两条沟壑，因为它们的会合处至主谷中央尚有二十几米的距离，而这个地段尽管南北土崖相离甚远，但彼此陡峭而峙立，所以姑且可以看作是同一道沟，我们称其“四号沟”；三是在主谷深处开始向西弯曲的地方，其实同时还有一个折向东边然后再朝上的豁口，这个豁口，与二号沟“背道而驰”，大体上呈不规则的多面地形，它的东、东南、南等方位均以或陡或缓的坡面连接梁顶，而沟底则起伏坎坷，平展处狭窄且呈弯曲状，因其纵深相较二号沟不是很大，我们未把它当作主谷的一部分，所以作为“五号沟”。
走进柳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暖、避风。它的大部分地方阳光明媚，天空可见度较大。那一刻，笔者顿悟我族太始祖段子云当初择址柳沟的初衷，就此不由地佩服我们的祖先对环境卓越的鉴赏能力。在柳沟，尽管西北—东南走向的主谷首段由于自身地形的先天客观性而使得本地冬季里惯刮的寒冷北风能够长驱直入，但那其余几道东西向的谷地整体上改变了受风的状况，特别是主沟的末段，它折向西改变走向自不必说，而且谷盆宽敞，径向敻远，完全远离了沟口向北外露而招来的风沙，而在谷中别的许多岔道口，地形也往往较为宽大和明亮，人只要一拐弯进入背风处，即可享受安逸、恬静的环境。
明朝初期由朝廷组织的人口大迁移运动，使得无数庶黎百姓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被驱使到达了陌生的地方。虽然那时迁入地由官府按帖分配和决定移民总的去处，但到了目的地之后具体的屯荒区和栖息地还是由移民自已来选择。在北方，虽则当时元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然而蒙古残余势力仍旧徘徊和活动在长城一带，蒙古骑兵不时南下侵入和骚扰内地，劫掠村民。鉴于这种情况，移民一般躲开平川地带，潜入山沟等偏僻区域落脚拓荒。大牛店地居平畴，西接阳武峪口，自古处于通往边关的要隘之上，是列朝兵来兵往的走马川。族中旧谱记载：“明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平阳府洪洞县上岗里三甲人段子云、段子凤闻崞州迁民，遂各带金百两徙移至崞蒙。……恩改县，御楫给帖，起科县户三十九都，每都给帖十号。……子凤行九，领帖，为城关西都一号，居本城，……始祖子云行三，领帖，为大吉都二号，始居县西乡宁界柳沟村……”根据这段话我们可以获悉，太始祖段子云是跟他的九弟段子凤各带官银百两一同从洪洞县来到崞县的，太始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崞县那时由元朝时的崞州改名而来，在明洪武时划为三十九都，我村设置大吉都。然而，太始祖并未能跟他的兄弟分到一处，二人各奔东西，一南一北，一城一乡，这是由当时的政策所决定的。正如我们前边所分析到的，太始祖来到大吉都后发现，尽管经过元末战乱大牛店一带地广人稀，但这个看似原来很繁盛的村落其实并不太适合移民驻足。一者领了官家分发的银两须得给政府缴纳捐税，因此务必找到大片能够可供拓垦、带来收获的土地；二者一马平川的商贸古镇经常招惹过往的兵痞游匪，尤其是从北边来的那些骑着马的杀人不眨眼的鞑靼人。于是，太始祖的目光瞄向了村西南外远方的崇山峻岭，逆着哗哗的大牛河（按：南沙河正式名称，见《崞县志》）流水向山中寻找而去，他的脚步最后停留在了一处黄土梁之下。
太始祖在这里不仅找到了适宜的栖身之所——一道柳木成荫的盘郁深沟，而且他发现，就在附近，经年波涛不息的大牛河沿岸竟有无数荒滩等待着去开垦。这是一个理想中的屯荒、繁衍的地方，它临河傍丘，其外围视觉浩荡，夹于南、北两梁之间却成宽大的谷地，远离了平川地方的喧嚣。大牛河水那时浪涌水深，无情地阻断了外界可能对这里的垂涎和觊觎。从洪洞远道而来的段氏就这样扎根在了这里，几代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分利用了向阳之地以及大牛河水源赐予的恩惠，在土梁平缓之地、滨河之滩逐年开辟出了一块又一块的垄亩。一般而言，尽可能地避免在土地干涸之处拓荒几乎是肯定的，事实上，段氏后来的田产正是沿着大牛河两岸向西延伸，一直到了早先的贺家庄一带，据说我族中二十世祖段成斗民国年间就曾于那里的祖田向当地租种的人收取过租子，而段氏早期捐资修建的佛教古刹——西山清泉寺位于今天上大牛附近，应该就在祖田之内。我们从族谱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由山岗及平川，共征粮一百二十余石，当时竭力耕稼为生，世世相传。”这正是对以上推断的有力论证，其中的“共征粮一百二十余石”应是当时缴纳给官府的田赋，在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技术不先进的古代，几乎完全依赖人的体力劳动，粮食产量也不高，要完成这一笔不小的数字，想像我们的祖先得付出多少的艰辛，难怪谱中会说“竭力耕稼为生”，而无休止地向远方拓展耕地也就不那么难以理喻了。
柳沟既然吸引和拽住了我们的祖先，那么，前几世先人是如何在柳沟定居的呢？望着如今的柳沟，除耕田满谷之外，土崖耸然，一切无加修饰和予以整理而显得是那样的原始和自然，你怎能知道哪个地方有着人们住过的踪影呢？然而，我们说，人类的居住环境，总是选择那些向阳、背风而且空间尽可能宽大的地方作为他们屋舍的修建之处。今天，我们在柳沟虽说无法看到那随着岁月的远逝而完全隐去的曾经鲜活的一件件事实的些微痕迹，但是换一个角度，假若让我们现在去选择居址的话，一切问题便会得到迎刃而解。
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历史上的柳沟沟底永远比现在的要深和低得多。这几乎遵循了所有黄土沟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即先由水流在漫长的地质史上冲涮、切割而慢慢形成沟壑，接着再由水流不断地从周围土梁上挟带下泥土而填充沟底，然后是周而复始的再循环过程，同时，冲涮、填充一直夹杂而行。人类征服自然中诞生了许多因地制宜的事物，黄土高原上人们居住的一大特色即是窑洞，即在土崖之下挖洞成屋，冬暖而夏爽。窑洞，这个修建容易、造价低贱、结构简陋然而居住舒适的屋舍，尽管在今天的柳沟找不出它的一点儿蛛丝，但是，我们相信，太始祖来到柳沟最初正是修筑和享用了这个东西，此种状况恐怕保持到了他的独子——二世祖段贵的时候。他们凭借窑洞与大自然作斗争，在柳沟顽强地立足和生存下去，直到贵的七个儿子来到世上以后，人口增多，家族壮大，才开始在比较空阔和平坦的地方修房盖舍，而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村落——“柳沟村”。正是由于过去的柳沟沟底在五、六百年之中遭遇崖土塌落和水流侵灌，而最终被泥土淹没，我们如今才看不出当初窑洞所处的具体位置。不过我们相信，在那些沟壑较为宽敞之处而向阳的土崖下方，一定会有昔日我们祖先生活过的窑洞，这些窑洞，可能会遍及柳沟的各个角落，包括主谷边、各条岔道中以及半坡上。总之，你认为能够挖掘和适宜生存的地方，也许就存在过窑洞。
二号沟对于柳沟是一个别致的地方，而且，它正是整个柳沟的精华所在。在二号沟，东西走向的格局使得较宽的沟底一多半的地方能够正对阳光，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红日始终温暖着北面的黄土崖。随着沟壑的向西延曲和爬升，环境带给人的欣慰从适合挖掘窑洞的高厚的崖体陡然过渡到豁亮的宽广地带。这近似一个凹陷在梁顶的浅形小盆地，树木成林，丛草萋萋，其面积超过了柳沟别的任何一处地方，而它里面那一大块今天看上去正在被人们精耕细作、规划整齐的田地上，是否就是往昔段氏祖先们的筑舍拦栅之处呢？编者的耳旁仿佛听到了那古远的鸡犬之鸣越过了漫漫的时空之隔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现在。
《黄土坡家庙世系碑记》是我族历史上罕见而著名的一部文献，它于上世纪末由南申村族氏自宁武黄土坡南股族人的祠堂里抄录而来，编入南申村《续修段氏族谱》。碑记中写道：“……福者，崞之西乡也。本邑西山之阳，有村为柳沟村，乃翁高祖原居之地。在当时以耕稼为业，疆功佣力者十余户，渐次开辟，匪伊朝夕以成。……翁祖则籍为大牛都人也。后生翁祖七人，布散耕稼，延及正统。”此段文字记录了我族始祖开创基业的过程，明确柳沟村的位置，属于崞县西乡的大牛都（即大吉都，“大牛都”称呼仅见于我族族谱中。明、清时我县分为五乡，我村属西乡），而其中的“西山之阳”、“佣力者十余户”以及“布散耕稼”等值得推敲和回昧。根据族谱，今天大牛河自柳沟以里的地方都叫做“西山”，如段氏的西山清泉寺，这大概是由这一带所处的具体位置决定的，因为从段氏后来移居到南申村的角度上来说，西边远远的云中山望去就是西山，大牛河谷地作为云中山下的一道长沟，本地自古尚有“沟里”之说，显然已经将它包含进西山的范畴，故有如此称呼。然而西山之阳又该如何解释呢？“阳”在古代汉语中是“南面”的意思，又有“向阳”的含义，柳沟既然不在云中山的南边，那么就只能有一种情况了，那就是在西山一带阳光充沛的地带。现在情况比较明朗了，柳沟村正是建立在芦儿梁向阳的地段上，但它又未离开柳沟，符合这个情况的唯一局面，就是从主谷末梢的盆地开始延续到邻近的梁顶上修建了屋舍，同时它又包涵了沟里的许多处窑洞。我们估计太始祖及二世祖时代雇佣了佃户，因为领取官银后单薄的劳力不足以交纳官府的田赋，而“疆功佣力者十余户”正是此种情形的写照。到三世祖七人时候，族中劳动力大增，族田扩大，山岗、平川及河滨等地比比皆是，则有“布散耕稼，延及正统”，所以说，到明朝正统年间我族的田产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再而往后至四世，人口急速膨胀，偌大空间的柳沟可能甚觉拥挤，于是村落延拓出沟谷，占据了它东边的小谷，它也非常适宜定居，由于仍旧是柳沟村，“小柳沟”之名自此而诞生，尽管它那时沟底很深，或许原来并不叫做“柳沟”。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前文中提到的柳沟沟口一带，不妨对这里奇特的地形作一推测。在古代，防卫对于居民区的重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都邑修筑了城墙，村镇则尽可能地修建堡垒，以防范屡屡的战乱以及贼寇的劫掠，这从大牛店周围的几个村子，譬如：阳武、施家野庄、大牛堡以及神山等原来存在的土堡痕迹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人家尚且有院墙，何况是一个村子呢？这在边远或不安定的地区尤其如此，故而许多团结一致的村落干脆在村的外围也筑起了高墙。我们一直在强调，历史上大牛店一带的局势很不稳定，元末明初更是经过了战火的洗礼，对于刚刚到来的洪洞移民而言，凄凉的景象背后是对驻足在这里的怵怵不安，于是，“高筑墙，多积粮，安卧床”便成了当时的普遍做法，以致于最后形成了本地的习俗，沿袭至今。柳沟特殊的地理环境，虽然不必像身居平川的民众那样夜夜提防着过往的兵痞，但偶尔出现的山贼、盗匪总还是有的。就柳沟的情形来说，悬崖是天生的绝好的屏障，而在沟尾，那些凡是向梁顶延伸、连接的地方也只要稍加改造即可阻隔上面的通道，剩余的问题仅仅只是沟口这个可能棘手的地方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我族先祖是如何处理和布置得沟口，从而使得柳沟固若金汤、防患于未然的呢？
依据常理，一道沟的出口处基于水流形成的缘故而总是较之它里面的任何地方都要低得多，然而柳沟沟口的情况却刚好逆反了这一规律。笔者长时间地仔细端详着这一带的地貌，捉摸着它的特征，转瞬间，笔者的脑海闪过了一丝光亮……天哪！这是过去古人夯土而筑的墙壁，是我们的祖先为防护柳沟而专门设置的“人工天堑”。五、六百年了，它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坍塌堆积，现在竟然望去形似长埂，可是终归却未能痕迹绝灭。
推理分析到这个份上，我们不难理会，太始祖子云，或者还有他的继承人——二世祖贵，最多花费了两代人的时间和精力，在柳沟沟口的恰当之处高高筑起了一堵围墙。这堵围墙，从东边悬崖的北端处起，向沟口西南部的另一端合拢，鉴于东西两端的地形差异，围墙大约至谷口的一个小土丘之处而止，而这个土丘从西边的崖壁延缓伸展出来，仿佛巨人伸出的一只手掌，围墙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形，形成了当初可能密不透风的屏障。然而我们无法精确知道围墙上当时的出入之门具体在哪个部位，因为在今天看来，那一段原来接近小丘并与之连接的围墙不知何年何月早已被人铲除，也正由于这一大截墙垣的消失，使得后人在不深入思索的情况下很难发现整个围墙的秘密。而那段围墙之所以铲掉的原因，估摸应是柳沟村消失以后，人们便于出入耕种沟里的土地而采取的做法，或者说，为水冲垮掉也未偿不可。总之，修筑围墙应是段氏先祖们在柳沟村建立之初采取的措施，是应对当时动乱的社会环境而不得不实行的权宜之策，至于后来小柳沟住人，使得整个村落原来布局的封闭性和人口的集中性减弱，围墙实质上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而在那个时候，社会治安状况也可能稍稍得到了改善。
僻静、闭塞的柳沟村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起步到繁荣的过程，而段氏家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人口的增多和田地的拓展上。从太始祖子云到二世祖贵，段姓人口虽还不旺盛，为数廖廖，但在雇佣劳力的协作下，段氏的田产从坡地到滩头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不仅柳沟周边梁上梯田盘桓叠加，而且河滩耕地也得到了开发，一直延伸到了上大牛一带，这个局面的形成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而早先跟随子云父子的佃户们，其后人也随着新拓耕地的延展，逐渐定居到了上大牛乃至更靠近沟里面的地方，成为上大牛、谭家窑等村落早期居民的一部分。他们世代耕耘着段氏的土地，可以这么说，是段氏家族的土地养育了他们，当然，他们每年应向段氏交纳规定的地租，而段氏以此作为上缴县府的田赋。在我族历史上，二世祖段贵是个举足轻重的人，他强健的体魄造就了自己最终能够顺利地步入到耄耋之年，这一切归功于生活中频繁、不休的劳动。他的最大的功绩，是他给家族养育了七个儿子，这对于明初大规模移民尘埃落定后迁入地各姓氏普遍稀少的男丁状况无疑是个福音。暴涨的段氏人口，使家庭焕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以后大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增添了宝贵的劳动力。就在三世祖以后，段氏家族的土地开始从上大牛向西边的沟里拓展，段氏之所以能够继续垦荒缘于那时沟里一带人烟稀少，村落萧条，滨河一线多为荒凉的无主之地。而到四世祖兄弟一十八人的时候，柳沟田产的发展终于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我们无法估量当时所有土地的准确面积，但综合如今柳沟附近黄土梁坡地及其西边大牛河沿岸的田野情况，那时家族田产达到几百亩大致是可能的。
世上存在着一句格言，叫做“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随着段氏家族无论人口还是土地方面达到了空前的阶段，柳沟的繁荣也巅峰一逾，从此走向了低处。客观上，人类繁衍所引起的人口数量增长的必然性与自然资源开发空间的有限性之间产生的供求关系构成了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当段氏的拓荒在不知不觉中延伸到了今天谭家窑西边沟里即原来的贺家庄一带的时候，受地形结构以及附表物等的影响而未能继续前行，换言之，长期以来我族的拓展田产终于划上了句号，再也无法增加新的土地。而此后，族内段姓人口按三代同堂（按：指三世、四世和五世，其中三、五世即祖、孙两辈在同一时期亦或不全）考虑可能已有四、五十人，加上家眷则达到六、七十人之多。鉴于生产力、技术以及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粮食产量受到局限的古代，即使土地丰富，大量耕地仍旧是旱地，靠天收获，天灾则成饥荒，真正能够实现的水浇田极少，因而就维持生计而言，在粮食收成不稳定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口无疑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尽管佃户并不能算作族人，然而他们的实际数量也许比族人还要多得多，他们同样得生存，也要消耗粮食。所以，从太始祖段子云走进柳沟的第一天起，大约八、九十年以后，段氏家族的土地终于到了不能足够养活众多族人以及佣耕者的一天，这是大约发生在明朝景泰时期的事情。虽然，极有可能存在着一种情况，即解雇佃户则土地足以给养，但离开了佃户，一者与佃户长期培养起来的唇齿相依关系将被破坏，于心不忍，佃户也难以接受，二者光凭段姓人手又顾不过来，大量耕地会闲置和荒芜，会受到他姓的觊觎和侵袭，这是段氏家族所极不愿意看到的。段氏家族的困惑，正是这样在两难之中久久决择。
根据族谱记载，我族约从四世时开始迁往太平村。太平村是今天南申村的旧名，不过它那时的位置在如今村子的东北方，紧邻阳武河，后因沙鼠掏空地下不得已而移址。显然，段氏离开柳沟主要是寻求新的拓荒之地，从而分散和缓解原居住之地的人口压力，改善经济窘境，而恰好当时阳武河畔就有大量的淤积之地可供开垦。我们不能追溯这个发现缘于何时，归功于族中何人，但这个偶尔的事件有其必然性，那就是明朝初期由于平川的不安定导致洪洞移民未敢驻足开发而形成的搁置土地在若干年后随着局势的平稳终于变成了诱人的肥沃资源，对于困扰中的柳沟人真可谓“绝处逢生”。从柳沟村到太平村，十里之遥，天壤之别。虽说现在的一些文物史料不能提供是段氏开辟建立了太平村，然而，我们推测，至少段氏应当是太平村的最早居民之一，否则，浩荡的阳武河畔恐怕没有段氏的立足之地。
段氏的初衷，原来是走掉一些族人，祖籍之地柳沟仍旧是根本，因为太平村的命运毕竟生死未卜。与早先大牛河谷开发所能描述的“日升而出，日落而归”的景象不一致的地方，表现为在阳武河的拓荒却是永远地分离了骨肉。迁徙以四世祖为代表，他们正值壮年，其中一些人开始充当了先锋。“扶老”谈不上，因为当时可能还在世的几位上了年龄的三世祖并不想离开柳沟。然而，家小难拆散，“携幼”却是一定的。这就是说，历史上我族从柳沟迁往南申村，一开始就牵扯到了两代人，族谱中所谓的“四世到五世”不是指的时间段落，而是一个人众范畴。从最初的个别人的尝试、扎根以及带回来的信息反馈，到后来逐渐增多的纷纷扬扬离去的人群，段氏的异地屯垦居然最终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迁居行为，这一举动在多少年之后导致了柳沟村的彻底消亡。经过分析后我们推测，族氏的迁移大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当一部分族人于阳武河南岸屯荒种田时，相当长的时期内，柳沟维持了它原来的生活节奏。人少了，村落也冷清了，但地还是要耕作的。佃户们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忙碌，原因是原来段氏直接亲手经营的耕地中好大一部分由于人的离去而转移到了佣耕者名下。其实，如能这样的结局则是最好的，因为无论如何，土地的所有权仍在段氏手中，段氏照常能收取租子。然而，问题是后来的实践结果发现，阳武河流域的土地要比大牛河畔的肥沃得多，并且实现浇灌也较容易，言外之意，它单位面积种植收成率可能达到了后者的几倍。为此，更多的族人继续涌向太平村，而相比之下，故乡之地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轻视和搁置，这样，放弃大牛河谷田地带来的损失能够降低到最小，柳沟的一些祖田最终由于佃户也经手不过来而开始出现了闲置。这个时候，族中应当是五世祖兄弟们执事的年代，也是柳沟自迁居太平村以后族人最少、人心最动荡不安的时期。
在段氏家族内部正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晋北大地久成惯例的紊乱局势早已悄悄地卷土重来，强烈地冲击着逐渐陷入分崩离析局面中的柳沟。在《黄土坡家庙世系碑记》里，我们看到：“……景泰年间遭兵荒，屡经纷扰致耕耘不力，将祖宗地土荒闲数多，以致四邻侵占。至成化以来，又立宁武关地与彼相连，军与民相参被防患，戍卒及地邻人等暗将翁祖坟内所立碑记毁坏，舁埋不知所向。因无凭据，侵占者益多……”这一段内容真实再现了我族自柳沟迁往南申村的过程中族产所经历的外力侵袭，生动勾画出了柳沟一带祖田荒芜以致于被侵吞的局面，而这一切除前文中我们分析的族内自身因素外，最大的敌人则缘于“兵荒”和邻人骚扰，也许正是由于兵荒，促成了段氏家族忍痛割舍掉祖辈生活过的柳沟的决心，它无疑充当了一味见效迅捷的“催化剂”。
明朝初年，从洪武开始一直到以后的万历前后大约二百年的时间里，在北方扩建和重修了秦、汉以来的万里长城，以抵抗“北元”覆灭后分裂出的兀良哈部、鞑靼部和瓦剌部三股蒙古势力。自正统、景泰以后，内、外长城一带与蒙古瓦剌部发生过无数次规模大小不同的战役。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瓦剌首领也先进攻大同，英宗被俘，景帝继位，以后（景泰八年）英宗获释而复辟，改年号为“天顺”，至天顺八年再传宪宗，是为“成化”。成化时可能强化了内长城一线的后方守备，突出了雁门关、宁武关以及偏头关等所谓“内三关”要塞的地位，由于大牛店所处的位置，它成了朝廷和地方政府不时增兵和换防的通道，过往兵痞无形之中成了祸患。另外，根据本地所处的地理特点，参考《黄土坡家庙世系碑记》，很可能在大牛店一带就常驻有守边的戍卒（按：本地侯家梁西南“南防门”之地名带有浓郁的军事意味，其离我族柳沟祖田较近，或者说段氏族田顺大牛河向东延拓到了南防门一带也未偿不可，值得考证。而我族南股早期的祖茔也正好位于此地，这与碑记中记载的“戍卒及地邻人等暗将翁祖坟内所立碑记毁坏，舁埋不知所向……”等情况相吻合，试问：这里的翁祖坟如不在南防门，难道能去了距此很远的段氏传统的祖茔——村东的瓦渣地不成吗？只不过现在暂且不考证文中所说的“翁祖”是哪一位先人，但按碑文内容来推断，翁为五世祖，其祖应是三世祖才对，这就意谓着，五世时划分为南股的族人，他的祖父葬在了南防门）。俗话说得好：“穷兵饿学生”、“冻不死的葱，饿不死的兵”，士兵为填饱肚子，扰民劫粮成了家常便饭，而为了能够长时间地驻扎而在附近地区所实行的军屯则更加残酷地侵占了民田。段氏家族的不幸，在于自身的迁移时间与当时社会的动荡时期无情地相吻合在了一起，从景泰到弘治差不多有四、五十年，而完成由柳沟彻底到太平村的过程也正好用了半个多世纪。
如上所述，理论上推测的柳沟可能出现的闲置土地其实从来没有实现过，是兵荒打乱了这一进程，因为“耕耘不力”而形成荒芜，族田被外人陆续侵占就一直存在着，而且这一时期也造成了我族历史上人口的大量“神秘失踪”，同时，也正是由于人口的急速减少，才促成了祖田的耕作不力和荒废。翻开南申村《续修段氏族谱》中的《寻根谒祖》一章，六世祖“兄弟一百多人四散”一段赫然而现，而依据族谱脉络，我族现世人丁几乎都是六世兄弟段俊、段弼、段全三人的后代，其余偌多人众哪儿去了呢？我们说，除了因为绝嗣而没有后代记忆起他们的祖先以致于无法载入谱中之外，躲避战乱远走他方大概是绝好的一个选择，有史料记载，明朝在成化时曾从山西等省迁走大量人口到豫、鄂等地，这其中会不会有我们大量的先祖呢？
需要说明的是，《黄土坡家庙世系碑记》撰于弘治十八年，是由当时族中的三代人——五世段友翥、六世段全和七世段玺共同草拟的。它揭示了碑记撰刻的背景是先祖创业之地——柳沟的祖田在明朝景泰、成化等时期遭到了兵扰民侵。这部珍贵的传记，我们现在没有必要考察它为什么在故土失去了踪影，后来反而在邻近宁武的西山上重现光彩。但我们剖析它的全部内容，便可知晓我族在柳沟的最后的那段凤毛麟角的历史，正如古谚所说：“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柳沟的迁移在弘治时期已经接近于尾声，迁走的族氏在南申村扎了根，他们除了偶尔的回原籍务田、祭祖之外，杳无踪影，俨然外乡之人。然而，按照古人的习俗，族人们在去世后依旧埋葬回祖茔——大牛店的瓦渣地，这种状况大概维持到五世而没有改变，因为直到六世，在南申村才有了段姓族人的老茔，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南申村族人在最初几代内没有安葬回瓦渣地的，尽管在南申村续修的族谱中提到“至四世，祖茔在大牛店”。在柳沟，一直还存在着没有迁走的族人，他们之所以死心塌地留守故土有其大道理，一者故土大量的祖田需要留下族人就近经营和照料，二者人的生活理念上故土难离，即传统所谓的“祖宗之地不可离，祖宗之产不可弃”的儒家“忠”、“孝”观点影响着思维，这部分人员虽然越来越少，不过，到弘治年间已基本上形成定局，不再抱迁走的愿望。而柳沟在大批族人迁居南申村之后仍然有留住者的推测，我们从嘉靖时期部分族人（按：一些六世的兄弟们）在它的西边不很远处修建的庙宇——清泉寺得到了应验。我们不妨想想，假如那时柳沟已经空无一人，那末有谁还会来这一片旷野之处添置招引香客觐拜的佛刹呢？这样，历史上在我族由柳沟迁徙南申村后形成了族人的南、北两地分散居住和生产的情况，同时，由于柳沟作为“第一位”故乡的性质，南申村族人在故土仍拥有“领地主”的地位，意即柳沟一带的祖田，其主人即便去了南申村也还是人家的，这就是“北人南田”的状态。而正是基于以上的局面，族中为了便于农耕管理和田赋征收，在五世时终于分成了南、北二股，全族仍由族长主持，但各股由单头掌管，单头相当于股长。
我族历史上南、北二股的分治，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五世祖兄弟四十四人中，究竟也不知道哪些人属于南股，哪些人属于北股。特别是二股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好似“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根据后来成为嘉靖皇帝贴身侍卫的锦衣卫将军段全——我们大牛店南股的嫡系祖先的情况来看，其父亲五世祖段友鸾毫无疑问应为南股，而友鸾的同胞兄弟友翥依据其后人的归属情况判断却划入了北股，当时，友翥迁入了南申村。显然，南、北二股划分并不是依照血缘和亲情关系。如果说二股是按照所耕种土地的区域来划定的也不妥当，因为南申村族人在柳沟也有田产。那末，一个比较直观也现实的划分办法就是，因居住地的不同而导致了归属的不同，南边的属于南股，北边的属于北股。这似乎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划分依据，它将居于北方的南申村与南方的柳沟区别开来，从侧面上反映出了我族历史上迁徙到太平村后故乡柳沟村仍然留存有族氏的事实真象，证明了我们判断的确凿性。而南股、北股之分其实最简单的划分标准即是，迁走的为北股，留守的为南股。
然而南、北二股从划分之初就并非旗鼓相当，因为在大部分族氏热衷于和踊跃迁移的那个年代，留驻柳沟的族人毕竟后来成了少数，直到明末清初几近消亡殆尽。南、北二股分开以后，势单力薄的南股人独力支撑着柳沟局面，在兵荒马乱中为保卫族产尽可不受到侵犯而不懈苦苦地奋斗着。尽管如此，由于我族祖田范围的广阔，南股的确应接不暇，耕种了自己的田地已属不易，照看北股许多荒芜之地毕竟不在份内；更主要的是，北股平日里远在异乡，对于祖田被挤占侵袭的种种纠葛往往信息滞后，显得鞭长莫及。这一切造成了边缘区域族田的荒废以及地界处陇亩遭人侵占，在族人迁徙进行了四、五十年后的弘治年间，柳沟的局势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祖宗创业之艰难，宁忍置耶？”，最终促成了段友翥等人为维护家族土地所有权而整顿地亩、撰刻碑记等事情的发生。
弘治末年（岁次乙丑，公元年）仲秋（八月）晴朗的一天，早已迁居南申村的段友翥跟他的侄子段全以及已故族兄友谅的孙子段玺三代人一同返回到了柳沟。随行的还有段门亲戚——段友翥之子段弼的女婿，时任陕西两当县知事的张仁，他以官府中人的威望和声价即将为整治田地事件撰写碑文。友翥那时年寿已高，如不出意外，他正担任着全族的族长，而他正是文中所指的“翁”（按：如此而来，前文中提到的“翁祖”则为三世祖段伯通，即我南股之嫡祖，他为什么没有归葬瓦渣地，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友翥的兄长——留住柳沟的友鸾夫妇已然故去，段全当时以武庠生（按：武秀才）的身份篱寄于南申村的叔父家。段玺作为段氏家族中出类拔萃的读书人，为科试廪膳生员（按：即廪生，通过府院考试获得的秀才，有月廪，每人米斗六），故应召而兴致勃勃地赶来。由此，段氏家族中比较有身份和地位的人都聚集在了一块儿，他们为家族的共同利益而慷慨激昂、义不容辞。针对景泰、成化以来戍卒、地邻等侵吞族产的现状，友翥等人通过与对手的交涉，严明立场，提供充分的证据，辩论说服，能收复的尽可能地争回；而对于因年久失去，物证不足，界线模糊的耕地，在占者强词之下，只能依据现状划定疆界，阻止对方的进一步蚕食。正如《黄土坡家庙世系碑记》中所说：“……立写文卷，以为暂时凭据。又名工匠伐石辞，移于祖庙前地，将地之固有及侵复者四至界名，刻于碑上，使地邻连者，昭然无有不知，以阻其觊觎侵占之心。庶使翁之祖宗产业永为世守。不惟他人，不得兼并……”段友翥等人整饬祖田的举措，为后世赢得了几百年的安稳，这一事件，当时详细地记录进了《整顿地亩碑记》之中，直到民国十年，有关那块石碑的记载还出现在那时南、北二股因族产纠纷而起官司的诉讼状里（按：原文线索：“……最可恶者，伊等预将五世祖段友翥整顿地亩碑记毁去半截舁埋无踪……”）。现在可以推断，是黄土坡的族人在清代建立家庙时翻刻了故乡大牛店一带的《整顿地亩碑记》，立于黄土坡祠堂中，从而为我们保存了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然而，我们从《黄土坡家庙世系碑记》中还获得了些许的线索，即柳沟一带明朝时期也曾经修建和存在过我族的家庙，有关记载我族祖田四至界线的碑文正是矗立在家庙前面不远的地方，只不过祠堂后来年久塌落，族人渐行遗忘而未能提起它罢了。
话说回来，柳沟村在段友翥等人整治地亩之后继续维持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在柳沟村存在的日子里，它既是南股族人劳作一天以后的栖息之所，又是北股族氏返乡务农、祭祖等活动中短暂的歇脚之地。同时，柳沟与南申村，一个为故土，一个为迁居地，二者之间天然的纽带连接了南、北二股的族缘和亲情，历经多少年而扯不开、割不断。然而老天似乎对柳沟的留守者们薄情以待，南股族人的人口发展一直不旺盛，在数量上渐趋减少。大约在崇祯年间，最后一户段姓族人奈不住柳沟的寂寞，搬回了大牛店村。这户南股族人，选择了在村子的南街居住。联系到以后锦衣卫将军段全的后人们归籍后寻找同族居住区而落脚于南街，故此，这次南股族人的择址，客观上奠定了大牛店历史上惟一“段家巷”的基础。而南股族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站到村南口子的高坡之上朝西南方向的沟里还能望到昔日朝夕生活过的柳沟；再向东方广阔的中冈一带，又能看到象征着段氏家族盛极一时的祖茔里的碑塔。
在笔者第二次对柳沟的考察中，着重突出了对柳沟沟顶地理状况的了解，试图从空间感上阐述柳沟历史上人与自然的许多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以及实质上存在过的某种和谐。正是由于从梁巅自东向西穿插和俯瞰沟壑，笔者才能够发现和观赏到“小柳构”，挖掘它的内涵，明白它的字义。正如段氏家族所有在山丘、河滩的耕地一样，小柳沟也是族人依托于老柳沟为根据地而在邻近谷地开拓的另一处定居点，它那北边向阳且原来极有可能陡峭且高厚的土崖非常适宜开凿窑洞，而东北角天然狭窄的沟口免去了出于防卫的目的而人工夯土筑墙带来的麻烦。作为村落的外延，它居于东方，朝着大牛店的方向先迎宾而后送客，在地理位置上充当了柳沟的前哨。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究竟有哪些先人们居住过小柳沟，抑或其应为佃户们生活中的休憩之所。总之，小柳沟以它独立、封闭以及谧静的特点而又十分明亮和温暖的优势成为整个柳沟的一处伊甸园。然而，小柳沟又破坏严重，它那沟中大面积的厚厚的运动过的土层淹没了它的原始面貌，隐藏着人类多少次对自然的暴殄和摧残，似乎暗示了它可能比老柳沟更早地离去了它的居民。
柳沟村的消亡应是清朝初年的事。在失去段氏族人安居活动的岁月里，那些空空荡荡的屋舍、窑洞随着风风雨雨的吹打而日渐萧条与冷清，直至最后坍塌和陷落。尽管也时而有返回到沟里的族人，但那些足迹是为了耕耘仍然存在着的土地。青山永在，绿水长存，家族的耕地并没有因为原与之相辅相承的村落的离去而改变面貌，犹自满山遍野、沿河傍水而连接和延伸，犹自春播秋收、农忙储闲而循回往复。柳沟过去的村民——南申村的北股与大牛店的南股，依旧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明末清初，南股中一枝独秀的段全后人自京城而返乡，壮大了大牛店村频临灭绝的南股族人的力量，使大牛店南股后继有人。将门之后秉承了旧日属于自己先祖的土地份额，感觉到了祖辈赐予的分量，然而，面对满目沧桑的柳沟，他们惟有浮想联翩了……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社会的变迁，段氏家族原来的祖田，包括坡梁、河滨的田产，其很大部分逐渐荒废和遗弃。其中，土地的贫瘠固然是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家族里许多支系的灭绝或者迁移，使得土地失去长期看管，如此而轻易地转移到了他姓人（按：原来为段氏佃户的可能居多，作为迁走者而言，由其原来佣耕者承袭也说得过去）手中。尤其是靠近大牛河上游一带的好多耕地，族人终因路途遥远而经营不便，变卖易主。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里轰轰烈烈地展开，天下土地收归国有，农村土地按区域就近划入各自然村实行集体统一管理，原属于各姓氏的私田从此失去了名号，段氏家族柳沟的田产烟消云散。而柳沟缘于我族发祥地的关系，永远地归属到了大牛店。
“创业者祖宗之功；守成，子孙之责。不开于前，无以裕于后；不继于后，无以光于前……”在段氏家族的历史上，曾经如同《黄土坡家庙世系碑记》中所阐述的这样，无愧于我们的祖先。柳沟的伟绩，在于它萌生和蕴涵了我族早期的有生力量，是这种力量铸就了段氏几百年的基业和后世对此无尽的怀念。柳沟是短暂的，它的村落仅仅持续了一个朝代，地上留过的也就那么几代人的深深的足迹；然而，柳沟又是长存的，先辈们艰苦创业、为振兴家族所奉献的数不尽记不清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汗水，如同柳沟的山水地貌，永远与世同在、与时俱进。柳沟，它培育了段氏族人吃苦耐劳、奋发图强的宝贵节操，并就此形成了传统，是我们世世代代段姓子孙们受益非浅的精神食粮；柳沟，它是时间长河岸边的渡口，段姓族人由它出发，长风破浪，航行到了现在，纵然流年已过，无法扬帆回头，但那逝去的光阴记忆犹新。而今，我们来到柳沟，瞻仰柳沟，在回味列祖列宗的同时，更多的是增了一份崇敬，添了一份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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