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连绵，远接天际。
年11月发生的长汀县古城暴动（当地称高岭坑暴动），因为组织最严密、成果最显著，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连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高官们都惊叹“民变蜂起，势将蔓延，不好收拾”。根据《长汀人民革命斗争史》记载和相关历史亲历者的回忆陈述，古城暴动的策源地就在该镇的海螺岭。
海螺岭位于闽赣两省交界处，长汀、瑞金两县接壤地。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呼啸奔驰。曾经的长汀县古城镇海螺岭村已不复存在，变成了现代建筑高速公路收费站。笔者专程来到这里，寻找知情人、实地现场采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客家山村海螺岭不为人知的红色往事，渐渐露出尘封的沧桑面容……
彭屋来了“段矮牯”
海螺岭位于闽赣古道的必经之路，面向古城墟场，相隔仅2、3华里，来往便捷。背倚苦竹、长塅等高山村落，遇到紧急情况便于迅速转移进入莽莽大山。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占汀州城，随后分兵在周边农村发动革命。中共长汀地下党组织把目光瞄准了这个普通的山村。
年过七旬的海螺岭村民彭启樟读过高中，曾经当过村民组长，对家乡的人文历史非常熟悉：“我们海螺岭村庄不大，包括彭屋、余屋、谢屋、黎屋几个聚落，只有几十户人。清朝末年、民国早期，土匪抢掠猖獗，各姓人口都相对居住在一座大围屋内。为了反抗土匪，海螺岭的青壮年习武练功，民风强悍。彭屋的彭朝盛，乳名满叔子，早年去汀州城里求学。后来接触到中共长汀地下党的负责人，被发展为党员，参加革命后改名‘彭铁城’。朱、毛红军打下汀州后，为了配合红四军的武装斗争，长汀支部相继在长汀各地组织农民暴动，策应红军。因为海螺岭地形地势有利，又有彭铁城回乡秘密发展的农会会员支持，所以组织古城暴动的中共长汀县委负责人在这里设立了秘密指挥部。”
“红四军入闽之前，长汀南部的农民暴动相继成功。长汀西部的古城则相对平静，党组织的活动相对隐蔽。彭屋人大多从事丧葬服务，向来被人瞧不起，甚至很少有人来串户走动，彭铁城的家独门独户，更是不被人注意。暴动之前，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段奋夫等人秘密来到彭铁城家里，研究制定暴动的计划方案。段奋夫个子不高，精壮结实，待人和气，相处几天后，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段矮牯’。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县委委员，因为消息封锁很严密，村民们以为是彭铁城从城里来的朋友，并不特别在意。上世纪80年代，开国少将何廷一赴江西瑞金开会，曾专程到海螺岭故地重游。他曾经担任汀州市委的团书记，跟随段奋夫等在长汀党的负责人在海螺岭组织革命活动。到了海螺岭彭屋，老将军开心地说：‘找到了，找到了，就是这口大池塘边上，我们经常在空坪里开会。’”
曾任中共长汀县委委员、长汀城区区委书记的离休老干部毛钟鸣在《走井冈山的道路———古城暴动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在举行暴动前几天，段奋夫偕同黄纪烈、黄树庭等同志，由四都来到古城，住在海螺岭一座单家独户的党员彭某某（铁城）家里，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当晚，就先把暴动指挥部设在这里。段奋夫同志向前来参加暴动的同志们宣布了今晚举行暴动的决定和战斗计划。”彭启樟的叙述和毛钟鸣的回忆高度吻合。
事实上，年8月前后，中共长汀县委已经在海螺岭暗中展开古城暴动的各项准备。县委书记段奋夫经常从先期暴动成功的四都来到海螺岭，发动群众、侦察敌情、筹集枪弹。在他的出色领导下，古城地区由李国玉、刘尧唐组织慎重开展外围活动；城区支部把红四军留藏的枪支弹药安全运抵海螺岭；共产党员刘宜辉打入古城民团担任团总，实际掌控武装……由于部署周全，高度保密，古城暴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外松内紧、稳步推进。
十四勇士“闹汀州”
“海螺岭的革命带头人是彭铁城，他文化高、有血性，急公好义，很有威望、有号召力，也是古城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期，上级派人来寻找彭铁城，彭铁城的继子彭正端保存了彭铁城的遗物，一个大布包包着的书籍。其中的《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被上级征收，上级给彭正端颁发了一块捐献革命文物的光荣匾。彭家原本有很多藏书，‘文革’期间都被烧掉了。彭铁城的篆刻和书法水平很高，江西瑞金观音山的寺庙里还有他题写的牌匾。”和彭启樟一样，在海螺岭“红二代”的心目中，彭铁城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据彭铁城的继孙彭启钢介绍，彭铁城后来曾跟随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工作。苏区时期，有一次彭铁城在古城街上被反动民团抓住，他急中生智装作上厕所，在群众的协助下逃出虎口，在深山躲藏了好几年。直到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张鼎丞率领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此时年近花甲的彭铁城接到命令出山随军北上。出发的前一天，家中特地为他煮了猪肉氽米粉饯行，但之后一去不回，至今不知其下落。
今年92岁的退休教师张启养世居古城，他告诉我们，古城本地人通常把“古城暴动”称为“高岭坑暴动”，高岭坑在海螺岭对面，相距几华里，仅有几户人家居住。起事当日，恰逢高岭坑村中做庙会，各地群众聚集而来，无形中为暴动举事做了掩护。暴动总指挥刘宜辉、副总指挥刘式焘等29人（只有14支枪）从海螺岭出发，在高岭坑首先打响了第一枪，而后带领暴动队伍冲向古城集镇，扩大战果。这支仅有14支枪的暴动队伍，许多队员后来成为苏区革命的骨干。其中刘恒清（又名石桥老）先后担任汀瑞地区第一、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彭城曾任第十游击大队大队长，后在黄麂凹战斗中被俘，被敌杀害于瑞金吊桥头悬颅示众；彭正良曾任红军某部政治科长；彭正恒曾任红军某部侦察连长；彭正存曾任地方苏维埃政权青年团负责人；曾玉成曾任第九游击大队大队长，后在战斗中被捕，被害于瑞金陶珠茶亭……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高岭坑“14条枪”暴动举事，而后又有“14勇士闹汀州”，二者皆为古城百姓津津乐道。古城镇古城村村民刘尧贤、谢振金、彭启海等人的父辈都是失散老红军，他们不约而同讲起古城“14勇士闹汀州”的故事。虽然未见地方党史记载，但在海螺岭却一直相传至今。
中央主力红军北上后，为了振奋苏区群众的精神意志，反击“白色恐怖”。留在汀瑞交界山区坚持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组成了以曾玉成为总负责人，彭城为队长，刘恒清、彭正良、彭正恒、彭启珍、黄嘉发、杨猪古、彭正存、赖和标、刘连通、谢日光、余兴露、谢洪等14人为队员的“敢死队”，他们利用暗夜，乔装进入汀州城郊。在城郊的山岗上插了许多红旗，用铁皮的煤油桶燃放鞭炮，造成四面有红军包围、枪声密集响起的态势。这一大胆无畏的行动果然造成了城内反动顽固势力的恐慌，也让穷苦大众看到仍然有红军留在苏区坚持战斗。
古石桥下“伤心事”
古城镇街上，89岁的彭秀英老人满头白发，愁容满面，静静地坐在自家庭院的一角。这位一生沉默寡言的老人，双腿弯曲变形，患有严重的脊椎病。然而，她内心的辛酸更强于身体的苦痛。
“我们家世世代代住在海螺岭。我的父亲彭正心，乳名叫‘白米果’，曾经担任古城区苏维埃政府少先队员和通信员。年6月，因为苏区误杀‘社会民主党’被害于古城老石桥头，遗体由我的本家叔公彭启珍（乳名大舌佬）、彭正良、彭正科、彭启锴等人收殓埋葬。当时我还不到两周岁。我是父亲唯一的女儿，父亲死后母亲被迫改嫁，我先后被抱养到枫树坪曾家、江西瑞金庵背坑赖家做童养媳。长大成家以后，我回到海螺岭住，祖母才把父亲遇难的事告诉我，边讲边哭。现在过去86年了，我也成了老祖母，我父亲的革命身份却没有得到承认，我怎么去见地底下的父亲呀……”两行浊泪滚落老人的苍老的面颊。
古城老石桥头一座破旧的民房内，87岁的姚玉英老人也陷入了悲痛的回忆中：“我的婆婆刘桂英曾经担任古城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解放后当过大队干部。她生前告诉我，我的公公李振兰年参加革命，当过古城区苏维埃政府宣传队长。年5月被当作‘社会民主党’杀害在车堰坝，当时和公公一起被错杀的有十几个革命同志。后来，上级派了兆征县委书记李见珍（即李坚贞）来古城，召开大会说不能再杀人了，很多人才留下一条命。我听婆婆说过‘白米果’彭正心的事，他也是‘杀社党’时误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评上烈士？”
“革命年代肯定会有牺牲，面对敌人的屠刀死得其所，但革命阵营内部无畏的牺牲，真的让亲者痛、仇者快。”短暂的沉默过后，彭启樟说：“我父亲彭正炎对我讲过一个悲惨的故事。海螺岭的彭正洲，乳名‘石古佬’，是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他有一个‘娃娃亲’的‘妻子’叫年娣妹，当时才12岁。因为小女孩年纪小，不容易引人注意。彭正洲就让她装作上山砍柴，到大陂村的暗坑哩给游击队送信。没想到走漏了风声，年娣妹在返回的路上，被反动民团半路拦截，杀害在大陂水圳边上。这个少年女英雄，也许是中央苏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无名烈士’……”
在特殊的斗争年代，海螺岭人铁了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或者担任地下交通员、接头户。他们不怕流血牺牲，不怕绝户断后，多少年轻的生命无声无息倒在追求自由解放的道路上。
铁血儿郎争自由
偶然的机缘让我走进了海螺岭，在村民赖德章的协助下，我的采访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红二代”座谈会。尽管是支离破碎的回忆，但一个个被尘封的红军英烈形象，渐次出现在后人的眼前———
彭启海（72岁，海螺村民）：我的父亲彭正良，乳名“陈养”，早年参加古城暴动，后来参加红军，曾经担任红军某部的政治科长，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斗争。全国解放后曾任古城区人民政府干部，年父亲病世时我才8岁。年我给父亲“捡金”（收殓骨骸）时，发现父亲的腹部位置有两个圆头子弹头，后来上交给当时的古城公社了。父亲一辈子打游击，东奔西跑，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这两个子弹头……
刘尧贤（77岁，退休教师、退役军人）：我的老邻居彭正铨，乳名“叫门狗”。早年在长汀读中学，参加红军后改名为“彭友贤”，曾经担任过红军某团政治委员，先后在肖克、肖劲光、陆定一等人领导下工作。很巧，这个团的团长钟泰来是江西瑞金九堡人，其父钟仕英后来从九堡迁到古城，上世纪50年代去世。长征途中，彭正铨率部参加四渡赤水作战，在贵州省的泸陵桥战斗中负伤后被俘，押送江西吉安。医院治疗期间，与该院护士梁茜丽相识并结婚。后来夫妻回到海螺岭居住。全国解放后，参加古城区工作团，担任区中队长。“文革”期间病世。后来何廷一将军来古城时，很遗憾地说：“彭友贤是老革命，我可以证明。”
谢振金（77岁，古城村村民）：按照高岭坑暴动计划，那天汀州城里的反动头目都被中共地下党设计引诱到古城来，住在古城的土豪地主家里。我的父亲谢洪当时负责在土豪林某某家管酒，准备暗中配合暴动。因为国民党36师留守古城隘岭哨所的老洪走漏了暴动的消息，父亲临时接到通知没有去林家。土地革命时父亲参加红军，曾经担任红军某部的四连连长。高岭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刘式焘是红二连连长，他们一起在江西瑞金的蓝田村驻扎。刘式焘年出生，文化很高，书法、文章都写得很好，党性观念也很强。红军北上后，我父亲和刘式焘等人留在苏区打游击，后来部队被打散，回到古城。我父亲在家务农，解放初期担任古城区农会主任。刘式焘因为有文化、有组织能力，按照当时中共的地下工作政策，曾经出任过“白皮红心”的国民党保长，“文革”期间受到不公正待遇，年去世。临终前还流着眼泪，念念不忘自己是老红军……
彭启森（67岁，海螺村民）：我的父亲彭正科，乳名“连子”，早年参加古城区少先队、游击队。年9月参加红军，曾经担任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保卫局警卫班长，后来调任红七军团某部通讯班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随红七军团担负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因在战斗中负伤与部队失散。后来回乡种田，因伤病发作去世。
彭启云，乳名“冬福”，土地革命时期参加红军，曾在军团长彭德怀手下任警卫连长，参加漳州战役、长沙战役、宜昌战役，后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散，辗转回家务农。晚年经常向后人讲述红军时期的战斗故事；谢日光，曾任长汀县政治保卫分局负责人，红军长征后坚持游击战争，后被俘遭割头示众；彭正炎（乳名“南斗佬”）地下交通员，解放后曾任古城区中队战士；彭正忠（乳名“石宝生”）、彭正勋（又名“彭正荣”）、彭朝信（乳名“年妹子”）、彭朝明（乳名“马叔”）、彭正先（乳名“水佬”）、彭启彬、彭正鸿（乳名“陈宝”）、彭启楷（乳名“马连”）、彭正光（乳名“石生宝”）、彭启荣（乳名“蛤蟆子”）、彭启忠、彭启周（乳名“马子”）、彭正财（乳名“牛佬”）、彭正恒、彭正存、余兴露……血色的回忆总是如此沉重而悲伤。这些海螺岭的铁血儿郎先后参加红军和游击队担任地下交通员，其中许多人牺牲在战场上或敌人的屠刀下，没有成家、没有亲生子嗣……
年的蓬勃春天，古城中山公园人头攒动。毛泽东踩在长板凳上召开群众大会，慷慨陈词的场景永远刻在古城人民的心里。今天，尽管血性的海螺岭在岁月的濯洗中失去了往日的容颜，但它刚强的秉性、隐忍的胸怀、勇敢的担当、无悔的抉择，宛如无可更易的生命基因，永远流传在这块质朴的土地上。“海螺”无声胜有声，尘封80余载的红色往事，就像它千百年来固有的名字，时而呜咽沉闷，如泣如诉；时而婉转深情，如诗如歌；时而高亢激昂，如波如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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