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十年前，台湾作家高阳的小说《胡雪岩全传》刚在大陆红火起来。某天朋友与我聊起该书透露的“商道”。我说，不就是主人公常说的“花花轿子人抬人”吗？不就是“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吗？他笑笑说，老弟你看浅了，高阳这书的真谛是“四通”。
“四通”是当时流行的中文电子打字机品牌，这和胡雪岩扯得上关系吗？朋友神情诡秘地伸出四个指头比划：“通官、通商、通匪、通夷！”
此后以胡雪岩为主题的各种小说和普及性励志作品不知处出版了多少，却未见有人提炼出这样的金句。而细想胡雪岩的勃兴和失败，确实却与这几点息息相关。
胡雪岩的本名叫光墉，雪岩是他的字。他是近代浙江最著名的商人。年轻时任钱庄伙计，传说他用追讨回来的一笔“死帐”，资助落魄朋友王有龄赴京补缺。后来王有龄发迹，官至浙江巡抚，胡雪岩获其提携，承揽官款兴办钱庄。王在太平军进攻杭州时自缢，胡雪岩又投靠新任巡抚左宗棠，为其筹措给养和军费，办理赈务和善后。清军克复浙江后，大小军官将所掠钱财存入胡系钱庄。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广泛涉及典当、丝、茶、药诸业，利润丰厚，短短几年，家产超过千万。
胡雪岩为左宗棠办洋务，协助创建福建船政局、兰州织呢局，订购西洋军火。他还为左宗棠筹措“西征”经费，尤以协助其借外债而出名。最后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由此被称作“红顶商人”，在晚清被看作异数。
清末的大官僚身边，都有长袖善舞的亲信为其理财，提供各种资金帮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他们的“皮夹子”。比如李鸿章用盛宣怀，左宗棠用胡雪岩，就连张之洞，当了几年山西巡抚，转任两广总督时，也带着平遥“百川通”票号的人手南行，到广州后，公私业务都让其代理了。
诡异天象
光绪九年十月初五（.11.4）起，杭州天气奇坏，连绵下雨。老天象水桶漏了底一样，无日无夜连续下了一个月，仅有十六日一天放晴。
而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从十月初一日起，每当夕阳西下，便有红光现于西方，灿烂直至夜间。后来，黎明之前，东方也出现同样景象。甚至在小雨中，红光也显露身影。《申报》报道说：
初七日微雨，红光伏于云中，几同不夜之城。行人可勿持灯也。初八日晨不见，日入后满天红黄之色，觉详明而愈显，是红光因阴雨而日长也。十日晨，红光如前晚，其红愈甚，月光不能夺也。十六日寅正，月落参横，红光徐起于东方，鸡不过初鸣而已。而红光煌煌然如炬火高悬，照至半天，月为失色，顿作惨白之光，照地无影。而向东之粉墙白壁，俨若涂朱也。至本月廿三日晨，红光尚未隐，午正视日之南尚有红光隐隐随日不散也。
这种奇葩天象，最早见于福建，后来出现多地。住在北京的翁同龢记载，十月十四日“黎明日未出时，东方天赤如火”。二十二日，“黎明仍有红气如火，照窗皆赤”。次日“天明时赤气半天，吁，可怕也。黄昏时，西方亦赤”。这样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至十一月十三日，“早晚赤霞如昨而加甚”。
这是个什么鬼？有人猜测是在潮湿的气象条件下，阳光经过含有大量水滴的云层，蓝、紫系光均被滤去，留下的是波长最长的红色。这是从特殊区域角度分析阳光与水雾的气象关系，是否准确，希望方家教我。试想隆冬季节的京沪，早晨四点来钟，忽然满天大红，那情形何等诡异，也引起饱读史书的大臣们普遍忧虑。南宋时吴曦叛乱之前，就见“天赤如血”。翁同龢说：“臣以为非吉，但不敢实以占验书耳，《宋史》南渡后屡有此。”御史吴峋以日色赤如血，责诸枢臣皆疾老瘦病，请派醇邸赴军机处稽核，别简公忠正大，智略果敢大臣充枢密云云。入对时，恭邸及臣等皆谢奉职无状。
风潮乍起
国家确实处在外患内忧之中。
外患是中法在越南军事对峙，局势正在恶化。
年代，法国武力侵占越南南部，接着由西贡出发，向越南北部扩张，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同治十二年十月（.11），法国派安邺率军侵袭并攻陷河内。越南国王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的中国黑旗军统领刘永福协助抵抗法军。年底，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次年，越南在法国压迫讹诈下，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光绪元年（），清政府复照法国，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光绪年间，法国继续在越北扩充势力。清政府派军队出关援越，又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出击。光绪八年三月，法军派李维业率部再占河内。七月，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主动请缨，入越促成援助刘永福抗法。九年二月，法国进一步策划将越南南北圻全部纳入法国保护的计划。四月十九日，刘永福指挥黑旗军于河内西郊纸桥设伏，毙伤法军二百余人，李维业被打死。此后法军增援，在从德到丹凤一带与黑旗军作战，又与越王签订《顺化条约》。越王改抗法为顺法，下令停止抵抗，使黑旗军陷入困境。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筹划，准备进攻黑旗军的大本营山西。国内关于前线的消息莫衷一是，上海常常传出法舰将来袭击的传闻，搞得市面上风声鹤唳。十一月十二日，山西之战爆发。
内忧则是国内的金融形势陷入巨大动荡，因岁在癸未年，史称“癸未风潮”。
光绪九年，上海和全国的市面都很紧张。在洋务运动中刚刚起步的证券市场，经历了一轮乐观上升后，开始激烈调整。两票面额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股票，上年八月十五日分别达到两和.5两，本年九月，跌到90两和70两。使得投资人损失惨重。加上风传战争消息，外资银行决定收紧银根，在香港和上海抽走约2百万现款。山西票号亦决定月底收回在上海融出的百余万两银子，以观动静。市面上银根紧张，前所未有。舆论认为，“百业之盛衰，视钱庄之兴替。钱庄以放拆息为生意，而外行店铺藉此转运。钱庄之获利则百业之鼎盛可知。”一旦收紧头寸，市场必然颠簸动荡。
其他生意也很难做，其中尤以蚕丝的出口为最。蚕丝是胡雪岩在和洋人打商战。过去外国人来华采购生丝，定价权在老外手中。胡雪岩从光绪七年起，大量囤积生丝，迫使洋商出高价购买。到光绪九年春天，胡雪岩囤积生丝达到包，造成大量资金积压，而国际市场上，因意大利生丝丰收，外商在对峙中并不退让。迫使胡雪岩于十月三十日将存丝折价卖给怡和洋行和天祥洋行，但价款需陆续收回，一时未能悉数到手。
以前传说，胡雪岩在生丝大战中投入二千万资金，所以商战失败导致其破产。近来有人研究，认为胡囤丝资金不过四五百万，损失也不过万两。但生丝商战落败使他的信用受到极大影响，引发各处钱庄出现挤兑。
十月初六日，胡雪岩设在杭州的泰来钱庄因周转不灵倒闭。接着，上海泰来钱庄亦倒，司帐人员逃避一空。十一月初二日，杭州清河坊内之阜康钱庄闭歇，满城皆为惊骇，“贸易场中咸以为不寒而慄”。同日，上海阜康雪记钱庄，因有客户提款数十万两，而上海市场银根甚紧，一时无从调补，掌柜竟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亦停歇。初五日，北京阜康亦倒闭，再次引起恐惧，富室巨商凡在钱庄票号存款者，纷纷前往挤兑，全城皆处于岌岌乎不可终日之势。阜康为胡雪岩事业之始基，影响特别重大，《申报》称作“铜山东崩、洛钟西应之势”。
追讨存款
阜康揽存，既有公款，亦有达官贵人和中小储户。忽然倒闭，追索存款，也要化出大力，动用权力关系。
十一月初六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京都阜康银号，大贾也，昨夜闭门矣。其票存不可胜计，而圆通观粥捐公帑六千两亦在内，奈何奈何？”已故刑部左侍郎常恩，是同治十年辛未科的副考官，也就是张佩纶的座师，他家托张佩纶找李鸿章想办法。李回信说：“昨委员赴浙清理阜康津号所欠公项，属代商常宅存款，未卜能为力否？”张佩纶表示：“常宅之款，能在公款外先日清理方妙，不敢请耳。”
户部左侍郎孙诒经，有私蓄存于阜康，也托张佩纶转请李鸿章关照，李鸿章回复：“胡光墉拟先清公款，京外私存各项，再徐议折扣归还。然闻江浙各典当已尽数查封，备抵各省公款尚有不足。顺天府尹周家楣近因所允五典不能尽抵公款，盖亦情见势绌，此外家产似不甚多。承属孙诒经侍郎存顼，浙江巡抚刘秉璋既允设法代进，当不至竟归无着，容与刘通问时便为催促可耳。”
刘秉璋的儿子刘声木也回忆：“孙诒经侍郎，乃父亲庚申同年。有万金在其银肆内。张佩纶学士来书云：‘孙诒经得失尚觉坦然，而家人皇遽，虑无以为生计，乞为援手。’亦已承诺。”有人认为，倒胡事件是淮系对胡雪岩的阻击，这种说法，却没有过硬证据。
私款项中，还涉及恭亲王和协办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文煜的存款。恭王的数目不详。文煜被都察院左都御史毕道远查出，在阜康存有36万两银子。朝廷要文煜明白回奏，讲出巨额财产来源。文煜解释说是以前当粤海关监督和福州将军时攒下的。太后认为“尚无掩饰”，但为数较多，责令捐银10万，纳入官款以充公用。此时文煜甚得慈禧宠信，所以未被深究。次年甲申易枢后，他还顶替宝鋆，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作为抵债资产，文煜得到胡雪岩的药铺胡庆余堂一半的股权。
追款就要强力逼迫。十一月初七日朝廷发布上谕：
阜康商号闭歇，该号商经手公款及各处存款甚多，亟应严切究追。著毕道远、周家楣提讯该号伙汪惟贤等，将公私各款逐一清理，并著何璟、刘秉璋密速查明胡光墉原籍资财以备抵偿亏短公款。至各省有无寄顿资财，即由顺天府咨行各该督抚，一并查明备抵。
钱庄票号
其实信用丧失，逼迫还钱，恰恰会激化和扩展金融风险。
19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向西方近代体系转型的初期。除了外国的商业银行，尚无中资银行。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只能是票号和钱庄。
所谓票号，是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其最初的功能，是汇兑银票。明清时期流通货币是银两，辅币有铜钱、银元，其共同缺陷是不易携带。异地交易，大量现银不仅沉重，也不安全，需要委托镖局押送。若能把钱存在出发地，拿着一纸凭据到异地兑换银两就方便得多。经济活动的需求催生出汇兑业务。19世纪50年代，山西商人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设置了票号分支机构，从而联成业务网络。后来，票号又增加了存款和放款服务，向钱庄融出资金，在经济运行中，承担着类似银行的功能。
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
钱庄也称银号，最初盛行在江南一带，早期业务主要是银钱兑换。当时的实物白银，由于产地和冶炼手法不同，造成成色不一。又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两五花八门。明代中后期起，随着中外贸易量大增，外国“洋元”、“鹰洋”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为了方便交易，市场需要一种能兑换货币的中介机构，可以统一银两和银元，或者把银两兑换成铜钱、银元，这样钱庄就应运而生，业务也拓展至存贷款以赚取息差。
钱庄还与票号合作，为其承兑汇票，后来更推出“钱票”业务，自己签发票据，持票人可以拿来兑付现金。这种钱票流向市场，被其他金融机构用作贷款的抵押物。起初，市场只认可知名钱庄的钱票；后来随着贸易扩张、投机盛行，实力较弱钱庄的钱票也被拿来抵押放款。
和票号不同，钱庄多是本地经营，总体规模较小，资本金充足率不足。为了逐利，平时接受外国银行和票号的放款再转贷，还放大杠杆，签发出去的钱票超过自身资本的十几倍、几十倍，一遇风浪，就承受不住。钱庄在金融风浪中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也在风浪中遭受到严重打击。
当年没有央行，财政的银两，存在户部和各省的藩库里不会升值，所以部分流入票号钱庄。一些地方上缴户部的税收和给各地的协饷，亦托其汇兑。但公帑不能坏账，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收回资金的，必是官方（票号亦然）。金融风潮或危机发生之初，往往是信心和流动性出现了问题，但官方和票号急于抽回银根，钱庄只能倒闭。
大失败
危机时刻，信心只能自己艰难地维持。
十一月初二日，杭州的阜康钱庄歇业关张，持票索钱者数以百计。浙江布政使德馨率杭州知府吴世荣亲抵钱庄稳定局面，与庄伙约定明日还需开铺营业，所出各票千洋以下者照票付讫，其余存款暂缓三日。这样才将喧哗的人群劝散。
初五是胡雪岩女儿出嫁的日子，亲家是胡雪岩数十年的老友王六先生。《申报》报道说：
是日彩舆仪从盛极一时，观者为之倾街塞巷。晚间尤形热闹，前驱则以明角高照数十对，次则灯牌数十对，间以各式玻璃灯，四五堂后则彩亭一座，有花烛亭、送子亭、和合亭等，共计四亭。每一亭则各式玻璃灯四堂，间以高照灯牌等件，望之竟如火树银花，如入灯市。最后则大红统玻璃彩轿一乘，四面俱以彩灯结成，轿前则有家人执事数十名，或提灯，或宫灯，或子孙灯不等。加以清音乐工，长吹细乐，旗锣伞扇，官衔执事。官亭后拥入人等统计约有二百余人。闻是日行人之上街者，每名喜包共有三百数十文，计共有五百余名之多，故小夫人等无不欣然得意也。
杭州胡雪岩故居
这是冰海沉船前的最后狂欢，也许还在向市场传递信心。但喜庆的场面依然挡不住挤兑。在北京，东四牌楼最著名的钱庄“四大恒”（恒兴、恒和、恒利、恒源）门前人群鼎沸，街衢为之塞途。上海的钱庄，年初有78家，年底仅剩10家了。金融风波也造成市面的萧条，杭州各衣庄、缎庄、皮货庄、扇庄生意清淡如水，各丝行停秤不收。署理杭嘉湖道佘古香，因纲盐局官款和私蓄十五六万皆存于阜康，愁急交攻，竟一病而逝。十一月二十五日（12.30），总税务司赫德在致驻伦敦税务司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中国人大失败！汇丰银行的老朋友胡光墉在中国各地的买卖都失败了。万两！北京这里两周内有44家钱庄倒闭。1两银子只能换11吊钱！
若将旧历化为西历，年的年底真是光景惨淡。那杭州所下的霏霏霪雨，京沪上空的诡异红光，似乎都提前预示着不祥的凶兆。
户部下石
二十七日是西历元旦，都察院左都御史延煦上奏，称“阜康之为害不止一方，所没官款私款不下数百万”。建议先行革除胡雪岩江西候补道一职，解交刑部监禁。勒令其尽快交出所欠公私各款。次日，清廷下令将胡雪岩革职，著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又称胡雪岩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买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存浙省，著该督咨行各该省督抚查明办理。
光绪十年正月初七日，两江总督左宗棠上奏，胡雪岩所欠部款和江苏公款，业经封产备抵。二月初八日，户部又奏，请旨饬令各省督抚，今后所有应解部库银两、以及各省协饷，概令委员亲赍，不准再由银号汇兑。还详细规定了运送饷鞘（装盛送缴税收银两所用的木筒）若有丢失，对相关官员的惩处办法。正在走入近代金融汇兑体系的官方财政，遭遇到市场风波之时，不是设法管控、救助、完善，而是仓促撤退，返回古代。
此时担任户部尚书者，是公认的理财专家阎敬铭。阎不懂现代金融，他的理财，无非俭省、克扣、集权而已。李慈铭夸他“清操绝俗，其入掌邦计，仿国计簿，综括天下财赋，勾稽出入，世颇以敛聚目之。然为国家计久远，竭尽心力。”还说他“逮捕浙人大滑胡某（雪岩），尤快人心！”
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则记载，军机大臣每天上朝办事，茶房照例在值庐里提供两款点心。阎敬铭认为糜费，裁减了“点心钱”，同行皆枵腹，他“于袖中出油麻花僵烧饼自啖，旁若无人”。
当初和张之洞一起，通过李鸿藻力荐阎主掌户部的张佩纶，在光绪十年四月借庆贺岳母大寿的《朱外姑马夫人六十寿序》中，先回忆老人一生勤俭持家的美德，然后笔锋一转说：“然则俭者，君子之未节，而妇人之美德也。平津布被脱粟，荆公衣垢不浣，伪俭耳。”文中“平津”为西汉平津侯公孙弘，“布被脱粟”，指其盖布被，吃粗米，形容生活俭朴。“荆公”即王安石，《宋史》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公孙弘、王安石皆官至宰相，有人看出这是在影射阎敬铭。——当然这是题外闲话，但阎敬铭在收回官款、追查胡雪岩时痛打落水狗，使其再无翻身之日。
胡雪岩发达时，生活骄奢淫逸，娶有数十房姬妾。破产消息传来，他断然做出处置，某日早晨坐在客厅中，召集诸妾进入，然后所有卧房下锁。每妾发五百两银子挥之出府。其中有人已经梳妆，则首饰珠翠可值数千金。有人猝不及防，除遣散费外一无所有。
关于胡雪岩如何筹款抵债，可见资料甚少。左、胡二人从前关系紧密，官场有目共睹。担任过苏松太道的邵友濂回忆，一日接见下属，僚属满坐，左宗棠忽捶胸叹曰：“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也。”顿时四座骇然，继以匿笑。
此次风潮中，左宗棠曾借户部追讨西征借款中一笔早已报销的费用账，给阎敬铭写信，为胡缓颊：“兹据胡光墉来禀，浙省勒追，急如星火，大有性命之忧。”左宗棠明白，所有人其实都北京中科医院假怎么治疗白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