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那篇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可以缓行》，让许多人记住了“费厄泼赖”这个舶来词，也让“痛打落水狗”成为流行“热词”。
“费厄泼赖”，原是“fairplay”的音译，意为公平竞赛、公平竞争、平等对待。“费厄泼赖”在西方很有渊源，它起源于古希腊奥林匹亚科斯竞技场，与民主、自由、博爱一样，是欧洲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西方的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如果从源头上讲，也是“费厄泼赖”精神的衍化。
再说八十多年前的这桩“公案”。被鲁迅骂过的林语堂、陈西滢、杨荫榆等“公知们”，八十多年过去，依然被钉在“落水狗”的耻辱柱上。文人笔墨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其实林语堂、陈西滢说的也没错，“费厄泼赖”本身更没错，要说这事也怪不得谁。可倒霉就倒霉在挨的是鲁迅的骂，大凡被这位“投枪”和“匕首”刺过的名人，大多“不得善终”，重者从此沦落成“反动文人”，轻者也落个“帮闲文人”的臭名。
鲁迅的犀利尖刻自不必说，除了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等熟知的笔墨官司外，鲁迅与高长虹还因为半个“月亮”而反目为仇。更吊诡的是，鲁迅去世仅一个月，一个叫苏雪林的女作家便跳将出来，对着尸骨未寒的鲁迅先生破口大骂，骂得不堪入目，批得体无完肤，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大陆一路骂到台湾，连向来对鲁迅“不待见”的胡适都看不下去。直至现在，谁也搞不清楚，苏雪林同鲁迅究竟有何深仇大恨？
民国名人的“口水仗”，徐志摩与郭沫若自然不会缺席。徐志摩在那篇任性的《坏诗假诗形似诗》中，以“泪浪滔滔”为例，以近乎嘲讽的口气对郭沫若进行了批评，郭不甘示弱发文回击，成仿吾也是替郭抱打不平，从此徐大诗人与郭沫若和“创造社”的缘分算是玩完了。林语堂因为版税分歧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产生矛盾，最终发展到绝交，20年的情谊就此over了。
比起男作家，民国的女作家们“掐”起架来，也是毫不逊色。冰心因为“太太的客厅”与林徽因结怨，林大美人专程从山西捎来一瓶老陈醋，寄给冰心表达“问候”，两人从此形同陌路。同样是林徽因，因为徐志摩“八宝箱”事件与昔日好友凌叔华反目为仇，甚至官司闹到了胡适那里，结果大家都知道，两位大才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比起当代文人的“骂战”，民国文人的口水仗还算绅士。前一段闹得乌烟瘴气的德云社“郭曹之争”，郭德纲与曹云金这对昔日师徒在媒体上公开“撕逼”，舆论一片哗然，也算是当今一大奇观。
比起相声界的“很黄很暴力”，文学界大佬打起口水仗显然似乎更有技术含量。冯友兰的女儿宗璞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素来不睦，起源是钱老八十年代初访美时，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说了“冯友兰人品不彰”之类的话，经国内媒体转载引发宗璞与钱杨夫妻的一场笔墨官司。宗璞也是以牙还牙，在其长篇小说《东藏记》中对钱杨夫妻含沙射影，极尽讽刺之能事。
影射名人私生活，引发笔墨官司也是常有的事。旅英作家虹影在小说《K》中，影射陈西滢和凌叔华夫妇的私生活，简直是活脱脱中国版《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夫妇俩的女儿陈小滢一气之下，将作家虹影告上法庭，成为一时轰动。同样的事情，还有林徽因、梁思成之子梁从诫与《人间四月天》剧组的笔墨纠纷，梁先生说，你说徐志摩也就算了，为何总是把我妈妈、爸爸扯上呢？而且说得那么八卦，拜托啦，撤掉片子吧？剧组当然不干，梁从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当代最有名的文人口水战，当属“二余之争”，初出茅庐的“北大奇才”余杰，以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以“文化流氓”、“文革余孽”的字眼激烈抨击当时风头正盛的文化学者余秋雨，更有甚者，还挖出了余秋雨文革参与“石一歌”写作组的“历史污点”，在文坛引发轩然大波。余秋雨后来写了20多万字的回忆文章，逐一批驳和澄清，但余杰不以为然，仍旧揪住不放，两人从此势同水火。前些天，又看到一篇文章，说起沙叶新与余秋雨之间的口水仗，两人也闹到了断交。
在文人口水战中，双方或针锋相对、睚眦必报，或搜肠刮肚、揭短曝私、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或火气冲天、隔岸对骂、得理不饶人，或登报绝交、诉诸法庭，或从此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总而言之，文人笔墨官司多以不堪结局。最后握手言和的少，一笑泯恩仇的更少。
实事求是讲，那些口水战中的主角，有些确是一时出言不慎，引起对方的误解、误判。但平心而论，大多数挑起事端的人都不是就事论事，含沙射影、借题发挥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回应者也大多缺乏应有的雅量，常常“反应过度”，动辄上纲上线，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更可恶的是，一些人为了炒作，专挑名人隐私作“边角料”，在“损人”的同时也着实让自己“火”了一把。
总是觉得，中国人彼此间的不信任是种在骨子里的，别看平日里你好我好，彼此相安无事。而一旦“互撕”起来，恨不得“剥其皮、啖其肉”，不把对手搞垮、搞死、搞臭誓不收手。楚平王死了，也要被伍子胥从棺材中扒出来，鞭尸三百。朱棣杀方孝孺，诛灭九族还不解恨，非要“诛连十族”，连门生故吏都不放过。对国人来说，所谓“穷寇莫追”、“慈悲为怀”、“手下留情”更多时候只是一种姿态，一旦到了利益攸关的时候，“拔草除根”、“斩尽杀绝”永远是“王道”。把对手彻底打趴下还不算，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心头悬着的那块石头才肯放下来。
鲁迅提出“痛打落水狗”，虽有“落井下石”之嫌，却倒是符合我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人间的口诛笔伐，似乎也是这种传统的延续，狠、毒、准一点不比武人们仁慈。当然，这也是无数血的教训换来的。项羽不听范增的话，鸿门宴放走了刘邦，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赢来的不是“仁君”的好名声，而是天下人的嗤笑。心慈手软，换来的不是感恩戴德，而是后患无穷。对把名誉看得比命还重要的文人来说，一旦名誉受到伤害，就算赔上老命，也要“撕逼”到底，故而打起“口水仗”格外拼命。
其实“费厄泼赖”并不反对竞争，而是倡导有风度的公平竞争，反对的是“桌底下的风暴”，体现的是一种贵族气度和君子雅量。
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源于自信、成于修养、达于境界，但宽容决不是软弱。多一点对别人的宽容，人的生命中就会多一点自由空间。我们乐于见到文化人多涵养一点“费厄泼赖”精神，多一些理解、信任、仁慈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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