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杂志综论
电影与纸媒，是都市社会的两朵奇葩，是现代文明的一对双生子，她们共生共荣又相互制约，之间的微妙关系，既一眼明了又一言难尽。电影本依赖胶片传承生命，但现代中国的颠沛流离和当年技术的落后脆弱，又让纸质媒体阴差阳错地承担起了记录电影的神圣使命。这一对奇异的都市之花，注定了要携手同度春秋，让后人共究其生命旅程。本文即尝试从“纸媒里的民国电影”这一角度切入略作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为便于叙述，本文所指纸媒，仅限于杂志。
一、孕育和萌芽
在叙述正文之前，请先让我们把镜头追溯到多年以前的上海：年11月21日，在这一天的《申报》上非常引人瞩目地刊出了清朝官员颜永京的一则启事，申言为赈灾两粤山东的灾民，他将在格致书院放映影戏，内容为其遍游英、法、德、俄、美等各国时所看到的风景和民俗。颜永京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虽然票价每张高达5角（这在当时实属非常昂贵），但前往猎奇的人还是非常踊跃。著名画家吴友如将其作为新闻事件在当时极有名的《点石斋画报》上作了大量报道。吴友如在其所画的一幅题为《影戏同观》的画上，非常逼真地为我们留下了当时放映的盛况景象，那手执教鞭亲自作讲解说明的正是新闻人物颜永京。颜永京放映的当然只是“幻灯影片”，因为这时离专家们所公认的电影正式发明的年代尚早整整10年，但它却可说是我国后来电影放映的滥觞，这一事件本身及有关的报道，对电影史学家来说，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年6月，上海的徐园第一次开始放映电影，有关电影的报道遂在中国开始出现，虽然，这样的报道在当时还只能说是“寥若晨星”。年，上海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和香港的华美影片公司摄制了中国最初的一批故事影片，从这一年起，关于电影的消息才逐渐多了起来，诸如“活动影戏”、“机器电光影戏”、“活动幻影”等字眼在当时的报刊上频繁出现，一些著名的刊物，也以发表有关电影的内容为荣，如年7月出版的《新剧杂志》第2期上，刊出了题为《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亚细亚公司所摄的各种影片，同时还刊出了张石川导演影片时的大幅工作照，这是留存于世的有关中国早期电影导演唯一的一张工作照；再如年1月出版的《大中华》创刊号上，发表了青霞翻译英国德尔伯的长篇论文《活动幻影之发达及影片之制造》，这是中国最早的电影翻译论文之一。这些都说明了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已开始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
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至迟在年初，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就已经出版有专业的电影期刊了。这年的2月3日，《申报》上刊出了“《影戏丛报》出版”的大幅广告，并报道了刊物的主要内容。但它还只是石印的刊物。仅仅在两个月之后，年4月1日，由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合编的《影戏杂志》也在上海创刊，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第一本铅印的专业电影杂志。同年11月1日，北京的《电影周刊》宣告创刊，翌年1月28日，又出版了《电影杂志》。纵观这最初的一批中国影刊，可以发现：发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几乎是它们的共同宗旨。如《影戏杂志》宣称他们发刊的目的是：“（一）发扬影戏在文学美术上的价值。（二）介绍有价值的影片给读者。（三）防止有害影片的流行。（四）在影剧界上替我们中国人争人格。”（顾肯夫《发刊词》，载年4月1日《影戏杂志》创刊号）《电影杂志》则强调“表彰电影之功用，劝导电影之宏业，通其消息，联其感情，冀能骎骎日盛，与欧美各国相颉颃”（《发刊词二》，载年1月28日《电影杂志》创刊号）。然而，与此相矛盾的却是，这些刊物在内容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报道外国影坛消息为主。以《影戏杂志》第1期为例，全部共发表19篇文章，其中只有一篇是谈中国电影的，其余18篇，都是外国影坛消息报道和外国电影剧情介绍。这种矛盾现象无疑是受中国电影事业初期发展的现状所制约的。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迟至年7月1日才摄制完成与观众见面，以此为契端的中国影片制造业，在内容、技术上，对西方影片亦步亦趋，刻意模仿，几无创新可言，而且摄成的影片数量也极少，因此，中国最初的这些电影杂志，虽然一再誓言倡导国产影业，但在实际内容上却难以做到这一点。
真正完全以国产电影为报道对象的电影杂志，是年底创刊的《晨星》。这本杂志虽然标明由晨社编辑出版，实际上却可以说是明星影片公司的机关刊物，主编任矜萍是“明星”的交际主任，从已发现的十多期《晨星》来看，它宣传的也大多数是“明星”的影片。关于刊物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解剖一下年12月出版的《晨星》第3期“《孤儿救祖记》”号，除了剧照、演职员表以外，它全文发表了影片本事和字幕，还专文介绍了影片的4个主要演员：郑鹧鸪、王汉伦、郑小秋和任潮军。“明星”负责人周剑云在《导言》一文中指出：发行《晨星》“一方面要借新影片传布的能力，显出广告的效果；一方面也要趁此机会，竭力介绍新影片的内容，使得观众格外明白些”，而最重要的是“使得中国影戏之路，早日开辟成功”。很明显，从其办刊设想和具体内容来看，倡导并发展中国自己的电影事业是其唯一宗旨，而且，它每期宣传一部影片，并标明“××影片号”的编例，实际上是开了年以后才盛行的电影公司特刊的先河。
继《晨星》以后，相继有《电影杂志》、《中天电影》、《影戏春秋》、《银幕周刊》、《影戏世界》等十余种电影期刊出版，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年“明星”《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影坛，新的电影公司纷纷成立，国产影片开始占领市场，影坛的繁荣直接充当了中国电影杂志的催生婆。如果我们同时还知道：中国报纸的第一种电影副刊创刊于年，中国文学杂志开辟的第一个电影专栏也始于年，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晨星》等电影杂志的出现完全是应运而生。继《晨星》以后出版的这些电影杂志，都以相当大的篇幅刊载有关国产影片的内容，并增加了“影评”等栏目，其中自然不乏阿谀之词，应景之作，但已经有不少文章对当时国产影片的质量和影坛的现状持不满的态度。如由程步高、汤笔花等主编，于年3月1日创刊的《影戏春秋》就曾发表过不少这样的文章，该刊创刊号《我们的宣言》曾揭露：“制片者自知作品之恶劣，乃卑鄙地借助钱神，贿买一二所谓批评者，替他们捧场，哄骗民众。”而由邓广等编辑的《银幕周刊》则更声明：对国产影片，“非极可观之影片，决不轻加褒奖，成绩平平者，一概置之不论之列，而对有损国体之劣片，则严加警斥”（编者《编辑琐记》，载年5月9日《银幕周刊》第三期）。作为具体的措施，该刊发起了给国产影片打分的活动，他们选了近三年来各公司拍摄的44部影片打分，其中70分以上的5部，65分的1部，其余的均在60分以下；而他们的评分标准是：最优96——，优等90——95，甲等80——89，乙等70——79，丙等60——69，丁等60分以下。也就是说，44部影片中，只有5部乙等，1部丙等，其余均属丁等，也即最末一等。可见编者对当时国产影片的质量是相当不满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偶一回顾，真乃令人不寒而栗。”（编者《编辑琐记》，载年5月23日《银幕周刊》第五期）中国的影片制造业在其发展之初，奉献给社会的实在多是一些糟粕之作，即使影界中人，也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对此心存忧虑，当时的电影杂志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历史痕迹！
二、发展与探索
如果我们将一些调查数据做一下归纳分析，就会惊讶地发现：年确乎是中国电影进入繁荣阶段的起始之年。这一年，周剑云开始主编中国第一本《电影年鉴》，小小电影研究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张专业电影报纸《电影》，洪深发表了中国第一部正规的电影剧本《申屠氏》，《小说世界》编辑部则开创了文学杂志社出版“电影专栏”的先例；而中国最早的一些电影专著、专集和译本，也大都出版于年前后。另一个惊人的数字是，据年1月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年前后，全国各地成立的电影公司多达家（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有家）。庞大的电影队伍中，自然不乏“趋之若鹜”的投机家，但这支队伍毕竟预示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影坛的繁荣，必然促进电影杂志的发展。据笔者调查，仅年出版的电影杂志就达20种以上，以后每年还陆续有不少新的刊物创刊。根据内容和形式，大致可以将当时的电影杂志分为三类：一类是各电影公司自办的重在宣传的特刊类刊物，如《明星特刊》，《神州特刊》等；一类是剧作家、评论家主办的重在评述的专业刊物，如《中国电影杂志》、《影戏生活》等；另一类则是专登影坛逸事、明星趣史的消遣性刊物。三者之中，自然是前两类占着主导地位，而从年5月“明星”创刊《明星特刊》开始，一直到年这三年间，则又主要是电影公司特刊的一统天下。
当时大凡拍过几部影片的公司，一般都出有电影特刊。这些特刊大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宣传性质，在编例上也往往形成千篇一律的俗套，诸如影片编、导、演的照片和小传，影片本事、字幕和剧照，以及一些特约的叫好文章和辑自报刊的褒扬文字等。每本特刊大致如此，每个公司出版的特刊也大致如此。这样的编辑方法当然有其可取的一面，如能比较详细地积累影片资料等，但每本如此，必然缺乏新意，并导致了这样一些弊病：一、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营利、宣传为唯一宗旨的倾向；二、评论者大多是公司的同人或特约者，因此文章中不乏阿谀颂扬之词，或碍情面只作敷衍之词，实质性的意见极少；三、一片一刊的格式，大大限制了刊物范围，很多问题不能展开讨论。这种种弊病，当时就已为有识之士所察觉，如孙师毅就曾指出，电影特刊“非对于己剧作逾分之揄扬，即对于个人作无聊之颂赞；连篇累牍，不知所云！于影剧看客，于一般读者，贡献毫无，徒资轻藐”（孙师毅《〈神州特刊〉导言》，载年2月《神州特刊》第二期）。他因此把这样的特刊称作电影的“附加刊物”，并竭力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避免这种毛病。
电影刊物是电影宣传的媒介，而影坛的现状又影响、制约着电影杂志的发展。年开始繁荣的中国电影，在其初期，所出品的影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可以说是比较健康的，“明星”、“神州”、“民新”等公司都拍出了一批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艺术性的影片，他们这时出版的特刊，也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和电影生产的特殊需要，都决定了中国电影之路的坎坷崎岖，影坛很快就充斥了大量一味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庸俗之作。这种局面引起了影坛有识之士的忧虑，主编《中国电影杂志》的郑漱芳在年曾愤憾地责问：“为什么外国的片子进步非常，中国自制影片，不但没有可贺的进益，反入于疯狂的病态状况之下？”（芳草《对于改组说几句话》，载年5月1日《中国电影杂志》第五期）《中国电影杂志》是当时出版的唯一大型电影刊物，它曾一再申言刊物的宗旨是：引进外国的电影艺术，促进中国的电影事业。但影坛的现状却使它只能以大多数的篇幅介绍外国的影片。
危机唤起了影界人士的深思与探索，年，古装、神怪片已经走到了它们的末路，公司特刊性的刊物也已基本绝迹。几家最大的电影公司如“明星”、“上海”、“大中华百合”、“民新”等联合组织了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并于年4月以六合公司名义出版了《电影月报》，由管际安、沈诰等主编。这份刊物的创刊，宣告了电影特刊时期已经终结，也表明了电影界决心重新起步的姿态。该刊《发刊词》表示：“吾国电影界当此萌芽甫出即遭摧残之秋，当具风雨同舟之感。”因此，对旧的过去的反思和新的未来的探索，是《电影月报》的主要特色，也成为这一时期电影杂志的基调。《电影月报》“一洗从前特刊粉饰之习”，而以主要篇幅来对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它发表了大量涉及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美术等电影各个领域的论文，还对彩色片、有声片等影坛新动向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发表了各种意见予以讨论。洪深、田汉、欧阳予倩、郑正秋、陈天、周剑云等一批著名人物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权威性、理论色彩和坦诚的态度，使这份刊物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电影杂志。
由汤笔花主编的《影戏生活》也是当时的一份重要刊物，它创刊于年12月。作为一份周刊，它和《电影月报》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报道迅速，文字精练，针砭现实，是其主要风格。针对当时很多电影公司请求刊物多多捧场的现象，汤笔花公开作答，表示为了保持刊物的“一些小小的价值”，对这类请求决不理睬，并奉劝这些公司还是“努力地把精神贯注在出品上面”（汤笔花《我们的宣言》，载年12月26日《影戏生活》创刊号）从这里可窥见该刊的态度。《影戏生活》对影坛消息的报道很多并很及时，如洪深为“明星”赴美购买电影器械，8月21日刚回到上海的消息，该刊22日出版的一期即做了报道，这样的速度是月刊不能比拟的！
三、繁荣的透视（上）：左、右翼的交战
中国电影在20世纪初滥觞期间，主要是文明戏演员在独领风骚。进入20年代以后，电影界又成了鸳鸯蝴蝶派的一统天下，接着又是神怪片、武侠片大出风头。这种和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着左翼作家的怎么才能治好白癜风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