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
（续接）
Ⅱ、现代科学未来发展的需要之二：社会发展的需要
上面我们从科学的未来发展的需要讨论了气功科学和人类未来文明的关系。现在让我们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现代物质文明的困扰
回顾人类所走过的历程，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文化、科学的进步，都是由人类的物质生产所决定的。因为人的肉体的生存仰赖于必须的物质的生产。马克思称之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必然的领域”。他说：“象未开化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并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要这样做；并且在一切社会形态内，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内，都必须要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的领域，会随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将会扩大；但是，用来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资本论》卷3第48章第页《三位一体的公式》）
确实，这个必然领域是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的。在第一次浪潮里，以人类的绝大多数而言，人的物质生产主要是为了生产者的生命运动的需要，而且只能维持低水平的需要。只有少数人能够或多或少地摆脱这种“必然”，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地发展人类自身的能力。第二次浪潮使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以满足生产者的生存需要为主，而是以生产商品（用于交换）为主。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人类生活的物质标准，同时又大大地扩大了这个必然的领域。物质生活水平的质的提高，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必然领域的大大地扩大，又给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了极大的危机。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物质生产这个必然领域的大大扩大，是和人的物欲的恶性膨胀互为因果的，这一恶性循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从为活着而“吃饭”，变成了为“吃饭”而活着，本末倒置，人自身蜕变为物质生产的附庸，因而在为自身生活的必需而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把自身也物质化、商品化了。这意味着自我的失落，人的失落，人的价值的失落。其必然结果是人欲横流，道德衰退，美学堕落，给人类的社会带来重重危机，这一点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证明了。
（二）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西方哲学是以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分隔为特色的二元观，它把物质留给了人类自己，而把自己的灵魂（精神）交给了上帝，交给了宗教。科学的进步，动摇了上帝殿堂的基础。而宗教信仰的淡化，反过来又造成了人的精神的淡化。这和物质生产的强化、人的物欲的膨胀相结合，其必然结果是人的过分物质化。于是人成了感受器，人的生命成了对刺激的响应，或者，为了追求某些自己所需要或喜欢的响应（享受）而追求与此相关的刺激；于是“唯物”主义成了拜物主义，物质文明的发达，反而导致了精神文明的退化。现代西方艺术中对人类野性的本能的追求即为一例。
（三）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人类社会是由个体的人所构成的，个体的自由、个性的解放（相对于社会的约束）、个人奋斗、个体间的竞争等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确实，这些因素曾经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然而，从人类形成的那一天起，人就是社会的人；在生物进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人的社会的整体的存在，就没有个体的人的生存。因此，用生命科学的眼光来看，与其说个体的人构成了人类社会，毋宁说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决定了个体的人的生命活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的精神方面）体现于他的社会约束之中。因此，个体的独立、个人的自由的过分追求，必将导致人的孤独化，导致人的心理稳态的破坏，造成种种心理变态，而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发生于70年代的举世震惊的“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森林里的大屠杀即为一例。所谓“人民圣殿教”是美国人琼斯创立的一种宗教，其教规之野蛮、丑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教徒夫妇子女必须分居，夫妇同居必须经过教主的批准；而教主有权和任一女教徒过夜，事后女教徒还要当众现身说法，讲述与教主同居的“幸福”。一旦入教，不得脱离，否则将以叛教处决。琼斯的作为受到了司法当局的调查，因而他带领数百教徒进入南美洲圭亚那的一片原始森林，并下令全体教徒（包括妇女和儿童）集体“自杀”，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惨案。这样野蛮、专制而无人性的宗教组织，居然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而且其教徒中还不乏受过高等教育、获得过各种学位的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据少数幸存者自述，他们之入教都是因为在他们精神苦闷、感到极度孤独之时，教团给他们带来了精神的慰藉，使他们感到温暖而从孤独中解脱出来。而一旦入教，则和吸毒一样，便难于自拔。值得指出的是，这类神秘的民间宗教组织，在美国还有很多，而且层出不穷。这和毒品问题一样，已经成为现代物质文明社会的无法根除的恶性肿瘤。
以上三点说明：①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固然是以物质文明的提高为基础的，但精神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物质文明发达的必然结果；②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要求人类精神文明的更加高度的发展，而且必须用后者来统帅前者。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西方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设想。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创价学会（一个佛教学术团体）会长池田大作在他们的著名的《对话》中，寄希望于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尊严的理性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人欲（私欲）的自我克制。为此，他们求助于某种基于理性的宗教信仰的恢复和强化。他们认为，宗教信仰实际上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健全的必须。在现代科学否定事实上的上帝的同时，为了人类心理上的需要，必须创造一个精神上的、理性的“上帝”，并信仰他，以维系物质和精神的平衡，保持人类社会的某种稳态。然而，不难看出，这种设想仍然是以精神和物质的分离、对立为前提的，仍然是二元论的，物质——科学，精神——理性的宗教信仰。而为现代科学技术所揭示和创造的物质世界是如此实在、强大而又充满诱惑；与此相对照，基础已被科学所摧垮、而仅仅为了人类心理的需要而树立的理性的上帝，是如此荏弱、虚幻和无力。指望用后者来制约前者，恐怕是徒劳的。枯燥、苍白的道德说教决计不是实在的物质享受的对手。
另一些人，试图从心理学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流行于西方的所谓“第三思潮”
人本主义心理学即为一例。其代表人物是马斯洛。人本主义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把虚无的神性从人性中清除出去，但没有区分人性和兽性（动物性），而现代心理学往往是把人性当动物性来看待的，因而抹煞了人性。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是存在的，是良善的。这和孟子的观点一致。基于此，马斯洛把人的动机分为匮乏性动机和成长性动机两大类。属于匮乏性动机的是人的四种基本需要，即：①生理需要。这里首要的是食物的需要和性的需要；②安全需要。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③“产生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他指出：“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爱的需要包括给别人的爱和接受别人的爱”；④尊重的需要。他指出：“社会上所有的人（病态者除外）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实力，有能力，有用处”。显然，①和②是人和动物（兽）所共同的。而③和④反映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需要，反映了人的社会性。而所谓成长性动机，则反映为“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这种需要是人性的本质的反映。它和前面四种需要（匮乏性动机）有质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①匮乏性动机反映了人对于环境的依赖，比如自尊的需要有赖于他人的认可。因此，受匮乏性动机支配的人往往是环境的奴隶。而自我实现的需要立足于自身，立足于自身的人格和自身潜能的发挥，这样的人对环境的依赖要小得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②匮乏性动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以外界的事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则相反，它是以解决问题为中心，要求“超越自我”、“忘我”。所以，“自我实现”型的创造性是人格的一种状态，而创造的成就是第二位的；“自我实现”意味着自身高度整合，内耗极小，因而自身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不在于具体能力的大小，所谓“驼负千斤，蚊驮一粒”，各尽所能而已；也因为“超越自我”，自我实现者的行为趋于纯真。如果说儿童的纯真是第一次纯真，那么自我实现者的纯真就是融纯真与老练为一的“第二次纯真”，这也是马斯洛所说的“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不仅如此，马斯洛还引用佛家觉悟的含义，要求“自我实现”者不仅要做到“声闻”、“缘觉”，而且要努力做到“觉他”，即使众生觉悟之意。所以，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并非“自我中心”，恰恰相反，是要“走出自我之外而达到一种无自我的”或“超脱性的存在”。
很显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中国道家的修身和佛家的禅定非常相似。所以G.墨菲说：“这种存在（指“自我实现”）非常接近于、有时甚至等同于瑜伽的Samadhi（入静）或佛教禅宗的Satori（悟）。”马斯洛自己更直接提出了所谓“道家的客观性”概念，来说明观察、对待任何事物时都应该采取非干扰和积极接受的态度（这和道家的物至而应，顺其自然很一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本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从西方现代文化出发和东方古典文明，尤其是企图与佛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例证。而这种结合的目的，在于使人的良善的天性和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人作为人而生活得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人本主义不懂得佛学、道学的实质是气功实践，不懂得身心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依然把人的精神生活当作单纯的心理过程来处理，仍然没有摆脱精神——物质二元论的窠臼。因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缺乏物质的基础，类似于一种“准宗教”的信仰。
我们认为，上述社会问题的根本是，对于作为精神和肉体的统一整体的人的生命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对于个体个体的人的生命运动和他所隶属的整体——人类社会的关系、对于人和人类社会与自然整体的关系，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识。而如前所述，对于人的生命运动本质，以及它和人类社会以至自然整体的关系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科学，超越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气功科学的发展，有赖于气功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因此，可以这样说，今天气功、气功学和气功科学的发展，是克服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所造成的人类文明的危机，创造更高级的未来文明的必需。
二、从“必然”→“自由”
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为人类自身能力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它使得越来越多人有可能摆脱“必然”的限制，以更大的自由度去发展自身固有的能力。这和上面所述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带来的危机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式；同时，这两方面的矛盾和对立，也孕育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转折，即从以人的物质生产为中心，转向以人自身的生命运动、以人的本性和潜在智能的充分发挥为中心。
对此，马克思早有预见。他在《资本论》里就指出：
“事实上，自由的领域，只是在由必要和外在的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方才开始；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也就是只是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并断言：“只有在这个领域的彼岸，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并且这个自由领域，也只有建立在那个作为基础的必然领域之上，方才可以繁荣起来。”
气功，作为发展人类自身固有的、潜在的智能的一种独特的、卓有成效的方法，正是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生命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必由之路。因此，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得气功有可能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为气功的普及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当年佛陀的宏愿——在五浊恶世普度众生，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更为接近于现实了。当然，气功实践不是渡人成佛，不是追求解脱，而是把人们从生命的必然王国渡向自由王国。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发展人类自身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气功和气功学的发展是与人类物质生产的进步相适应的，它受后者的制约，又必须满足后者（于后者相应的人类社会）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代，气功主要是少数具有先天特异禀赋的人的事，或许可称之谓“圣贤气功”。在农业文明早期，随着气功实践的一定程度的“普及”，文化“下移”，“圣贤气功”也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形成了古典气功学的理论基础，在中国，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以后随着农业文明的发达，不同的社会集团对气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广大劳动人民祈求的是祛病强身，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而气功作为一种医疗健身的方法，以导引行气等形式的民间广为流行，医疗气功得到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既得利益者，妄想他们的荣华富贵能历千秋而不衰，追求长生不老，成仙作祖，于是宗教气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羽化登仙的“金丹大道”和即世成佛的密宗法术，应运而被奉为无上法诀。而在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中，现代医学的发达，以及气功和传统医学在方法论基础上和现代科学的对立，使作为一种传统医疗技术的气功趋于式微；而作为宗教神学奴仆的气功，则更随着现代科学对宗教基础的强烈冲击，被当作迷信、巫术而趋于湮没。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不可战胜的，剥极而复，否极泰来。工业文明的发达揭示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唤起了对传统气功的需要；现代科学对宗教的冲击，为气功冲决宗教神学的藩篱，还其本来面目创造了条件；气功现象和气功效应的严格的科学检验，不仅为气功立足于当代文明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也清理了浸沏气功机体的封建、迷信的毒素，给古老的气功注入了时代的意识，重新焕发了气功的青春。同时，也对气功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当代和未来的气功必须具有当今和未来时代的特色。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打破传统气功神秘性，清除传统气功的封建行帮色彩，变神秘性为群众性，以符合广大群众气功实践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气功的同时，有所创新，而且要立足于创新来继承我们祖先的这份宝贵遗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创新和继承的基础是什么？准则是什么？现代科学的检验是必要的，但现代科学决不是人类文化的最终审判法庭；传统气功学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足以满足今天和未来文明发展的需要。合理的基础应该是二者的结合，是当代和未来广泛的群众性的气功实践，是此三者的统一——气功科学。因此，气功科学不仅是用气功实践的方法去研究人的生命运动本质的一门学问，也是发展当代气功和当代气功学的基础。
以上我们从反、正两面论述了现代物质文明、现代社会发展对气功、气功学和气功科学的需要与要求，以及气功、气功学和气功科学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的贡献。总之，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目标是使人作为人的生命变得更为充实、圆满、和谐，气功和气功科学将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挥大于人们想象的作用，同时他们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趋于完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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