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梁德学：《“寄居”在灰暗处：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下册》[（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年9月版]
年，日本诗人、小说家清冈卓行的《洋槐树下的大连》获日本书学最高奖——芥川龙之介奖。这位年出生于大连，此后二十余年间成长、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日本作家在该书开头处写道：“在往昔的日本移民地中,大连或许是最美的城市。”[1]三岛由纪夫在书评中认同了这一观点：“作为同代人的我有许多同感，大连因为是一种印象风景，既是外地，同时又是内地……”[2]然而，大连这座洋槐树下的美丽城市毕竟是日本以非正义的方式从中国强租而来。战争结束时，包括清冈卓行在内的20余万大连日侨被陆续遣返，日人在大连的生活和各种“事业”戛然而止，由日人创办并经营37年的《泰东日报》也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社内的日本报人与清冈卓行一样，被遣送回日本。但对数十名中国报人来说，则是以异常复杂的心境在这个城市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欣喜于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在尚未停刊的报纸上，热情地呼吁被日本殖民统治了四十年的大连市民把“非驴非马、中日参半的言语”来个根本清算，“一切殖民地的态度表情，自亦当及时廓清”[3]。但他们又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因往日与日本人的“合作”经历而遭抓捕和惩罚，一部分中国报人对回归祖国母亲怀抱后自己的命运充满犹疑和恐惧。
一、
重归祖国：“8·15”至停刊期间中国报人
活动情况
“8·15”后（含“8·15”当日）出版的《泰东日报》，目前共留存13期（8月15、20、22、24、25、29日；9月2、5、7、11、15、19、25日）。但约在9月25日前，“因种种关系，或间日出版，或数日合刊”[4]，且时有开天窗的情形出现。据洛鹏[5]回忆，《泰东日报》于年10月上旬被苏军勒令停刊，但迟至10月下旬，才由大连市政府教育局长张致远（中共大连市委委员）在苏军少校李必新（苏籍华人）陪同下接收[6]。
（一）按苏军指示接管《泰东日报》
年8月15日《泰东日报》
与绝大多数日人报纸在“8·15”后立即终刊有所不同，由于日本战败初期大连“特殊解放区”[7]的特殊政治环境，《泰东日报》日方人员迟至年9月17日才全部退出报社[8]，此时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逾月余。由于时局尚不明朗且日人仍掌控报社，至8月22日苏军占领大连前的整一周时间里，《泰东日报》依然保持日人面孔。8月14日晚，裕仁天皇签署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9]，但《泰东日报》日方人员“扣押通讯社发布的裕仁召开‘御前会议’接受投降的新闻”[10]，因之15日的报纸仍在显著位置刊发“（日本）大本营发表”，称日军在鹿儿滩以东海域“大破空母巡舰各一只”[11]、“在冲绳东南海面击沉水上机母舰（犬型）一只”[12]，同时呼吁大连市民“挺身于大连市防卫之责……集结总力，排除危难，在义勇□意下完成使命”[13]。至8月20日，《泰东日报》仍在一些报道中流露出对不能“完遂大东亚圣战”的遗憾，基本不提日本“战败”“投降”，仅称“休战”“停战”，认为日本“将来定系光明，想亦不难接受世界之同情与理解”[14]。
据《泰东日报》印报工人于永志回忆，在“8·22”苏军进入大连之前，报社仍在正常运转：
工作还是正常的，开会讲“苏军来连后要注意的事项”，还是日本人主持的。苏军来连以后，日本人准备退出报社，新的出版物又未定下来，这时的工作才是不正常的，时有时无，但还有工作，我们都是按时上下班。[15]
除继续主持社务外，《泰东日报》日本报人还干涉中国报人悬挂中国国旗，引起中国社员不满。8月末、9月初左右，社内发生了中国社员殴打日人社长井口陆造等人事件，起因是日本会计蓧井揭发社长和取缔役等人私分金库现金。“解放了的中国人，当然不答应。大家串通一起同他们斗争，迫使日本社长——井口把藏在他家煤洞里的钱交了出来，并写了不报复任何人的保证书”[16]。对井口交出的大量现金，杨华亭、张兴五、韩冈矿等人原本主张“等‘中央军’来接收时交‘国库’”[17]，但因多数人反对，最终将此十余万元朝鲜银行币分给了名左右社员[18]。
《泰东日报》中国社员殴打日人社长事件发生后不久，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9·18”纪念日。9月17日，大连苏军司令部召集教育文化机关团体开会，号召恢复工作，并令出席代表说明各自机关团体的情况。此前为报纸审查等事经常出入苏军司令部的编辑次长杨华亭代表《泰东日报》出席并汇报发言：“泰东日报是中国人的报纸，但由日本人把持着。”苏军司令官随即对杨华亭指示：“日本人随即退出泰东日报，你是中国人，就由你掌管。”[19]
杨华亭
由杨华亭担任主要负责人、按照苏军指示成立的《泰东日报》临时管理机构名为“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委员长为杨华亭，委员为刘士忱（编辑人）、李长春（工人）、陶云甫（营业部）。由杨华亭总管全社事宜，并与刘士忱兼理编辑部事宜[20]。据刘士忱回忆：
委员会冠以“管理”二字，是因为当时蒋贼通过电台命令沦陷区各机关单位，各要负责管理原有财产，维持现状，“等待接收”，不得破坏。我们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天天盼“接收”，天天收听南京广播。[21]
洛鹏对此“管理委员会”亦有描述：杨华亭、刘士忱等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保护好设备财产，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接收”[22]。“在职工互相监督、共同保护之下，泰东日报的一切财物未受损失。”[23]
洛鹏
日本战败至报纸终刊的约两个月时间里，《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行为客观上保存了报社的资金和设备（虽然“私分”了日人社主私藏的10余万元现金），人员上亦未出现流失。作为短时期内苏军治下大连地区唯一一份中文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使报纸在政局不明、人心不稳的情况下仍能保持间断性出版，为日后大连市政府和大连市委出版各自机关报提供了人员和设备物资基础。
（二）参与维持大连地方秩序
“8·15”日本虽已投降，但其统治大连人民的殖民政权机构并未立即解体。苏军进驻之前及进驻初期，首先接受日军投降并解除日本军队武装，将少将以上战犯集中关押，并对全区实行军事管制，但地方秩序暂由日伪警察维持[24]。当时，居住在大连的80万人口中，日本侨民即有20万之众。由于百业停顿，人员失业，盗匪四起，国民党借机破坏，汉奸、敌伪残余兴风作浪，加之苏军官兵经常违纪，造成旅大政权变革前民心不安、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的状态[25]。
被中国报人逐渐掌握的《泰东日报》至迟从8月20日起[26]，开始大量刊登吁请市民维持社会治安的稿件，如8月20日的《不稳行动断乎处分应以冷静稳沉精励事业》[27]《勿被流言所惑》[28]、8月22日的《发挥市民力量协力当局共保安宁互维生活》[29]、8月25日的《勿因利欲以背大局戮力协心共保安宁》[30]、9月2日的《和平奠于民族友爱中日国民宜共为和平努力万勿疑心生暗鬼致起祸端》[31]、9月7日的《战后建设责在国民破坏行为绝对不可》[32]、9月25日的《恶徒头目已明正典刑如仍藏枪刀必定严重惩办》[33]等。
总体而言，《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主持或参与发表上述文章出于不同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为苏军进驻初期大连地区社会治安的维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在9月2日头版刊发的由中国报人撰写的《有工作始有生存深望国民各励生业爱己爱国乃大国民襟度》一文，较为理性地指出中国人在处理和对待战后大连日本居留民所应取的态度：
战争业已终结，我们中国人，已从最后胜利凯歌声里开始迈入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的阶段上，此是我们中国国民所堪庆者。惟值此时局的大转换，在民族之间无论基于感情的、或私欲的轻举妄动，均切切不可。原以天有好生之德，人有互助的精神，若本乎大乘的见地，在惯用感情者以宽大为怀，推翻过去，重造未来，其动于私欲者，宜念建国之匪易，体谅当局之苦心。废然知返，重作一个安善的良民。况中央当局，早已三令五申，着以大国民的襟度避免民族间的磨（摩）擦。如仍固持旧念，长此以往，恐民族间的仇视，终无已时矣。……现在在大连的日本人，都要知道倚靠苏联军方是求生之道。中国人须安分守己，各励生业，爱己爱人，以示大国民之襟度。[34]
上文之所以说《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刊发维稳文章“出于不同动机”，原因在于，部分中国报人在“8·15”后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汉奸[35]、劣绅、敌伪发起组织的、打着协助苏军维持治安旗号的“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大连中国人会”“大连治安维持委员会”等组织。“当时旅大刚刚解放，日本警察正待缴械，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抢劫事件不断发生。”[36]此种情况下，“为协力当局，取缔谣言，维持社会治安，并指示市民应响之道”，大连市商会会长张本政、副会长邵尚俭“代表市民”向关东厅长官申请成立民间团体“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37]。获允后，该会于8月20日正式成立，亲日商人、解放后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张本政任委员长。
在“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的25名常任委员中，来自《泰东日报》的张兴五与刘士忱名列其中[38]。此后，张、刘也一直是由“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改组而成的“大连中国人会”“大连治安维持委员会”的成员。据当时主持《泰东日报》编辑工作的刘士忱年4月的回忆材料：
当时我认为，中国人会既是旅大未来的政权基础，我向上爬心切，常常扔了报社工作，向那里跑，有时也就顺便向党部走走。中国人会像政权一样成立各部，并有宣传部，部长郑仁隆，下设科长股长，我的名字被列为股员。我是兼任，不工作不拿钱，一看名位太小，也就逐渐减淡了兴趣，去的次数也少了。[39]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抉择
在整整四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大连地区国人受各类信息封锁与管控，对国内政治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知之甚少。绝大多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头脑中，一直奉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为“正朔”[40]。加之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及《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的一方为蒋介石代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重回祖国怀抱的《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日本投降后急于与国民党方面寻求接触。他们既担心因为自己往日的“附敌”行为遭到抓捕和惩罚，也憧憬与进入大连的国民党有所联络，以期在未来政权下获得生存机会。
除极少数人外，试图接近来自祖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成为大多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选择。仅依现存史料即可列出一列长长的名单：杨华亭、刘士忱、张兴五、杨子馀、李生源、张仁术、韩冈矿、陶云甫……因“管理委员会”中的几人均赞成与国民党接触，“8·15”后的《泰东日报》很快向亲国民党立场转向。8月20日，报纸头版头条题为《双十节前决迁都南京》[41]——这是年“九一八”事变后的近15年时间里，《泰东日报》首次在报纸显著位置使用“双十节”一词，其用意可以想见。8月24日，报纸又在头版刊发小言论《国旗之尊严》，向大连市民解读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设计寓意，告诫市民对待国旗“宜郑重严肃”[42]。9月初，国民党方面任命沈怡[43]为大连市长（未赴任），并向苏军提出在大连登陆要求，筹划接收大连[44]。同时，国民党长春第十八区党支部书记汪渔洋等进入大连，组成国民党大连市党部[45]。为谋求与国民党方面的政治接触，《泰东日报》在9月5日报纸头版头条、次条分别登出《总理遗嘱》和《中华民国国歌》，一方面表达重归祖国的欣喜，一方面提醒“中国同胞须认识党国，国歌及遗嘱尤应家喻户晓”：
十五日和平宣告成立、解放吾人多年地位以来，党国旗翩翻全市，胜利彩纸到处飞扬，欢忭之声不绝于耳，雀跃之情溢于言表。所有中华同胞，整个陶醉在胜利解放之欢喜之中。吾人既由过去多年之地位中解放出来，复为纯正之中国国民，实系民族的、政治的、历史的一大转换。为应合这划期的转变，则吾人外形上内心上皆须加以一大改建。即吾人站在多年未见之青天白日国旗下，一切外表的言动及头脑，皆不可有愧于尊崇严肃的国旗。[46]
除新闻报道与言论上向国民党接近外，约9月底，《泰东日报》“管理委员会”中的杨华亭、刘士忱、韩冈矿、陶云甫等人商议决定，派编辑李生源“携带泰东日报管理委员会名单赴长春，意图是‘报告泰东日报情况，并问问（国民党）何日来接收’”[47]。9、10月间，杨华亭等《泰东日报》管理层开始频繁接触此时已经进入大连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汪渔洋等。经由时常出入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杨华亭引介，刘士忱、张仁术、杨子馀等均曾与汪渔洋会面，其间汪渔洋曾提及希望杨华亭等人加入国民党一事。
在杨华亭看来，“汪既要求我们入党（指国民党——笔者注），我们不得不入”[48]。经杨华亭介绍后，刘士忱曾多次去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但当时的态度尚“游疑不定”：“一方面想要矜持，观望观望，不能随便进入任何党派；但另一方面，又怕加入晚了落在人后。”[49]10月初，当杨华亭、张仁术到国民党党部准备填写入党志愿书时，恰逢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派人通知汪渔洋等人到苏军处说明情况。杨、张二人预计情况有变，未填写入党志愿书，认为应“看看以后情势如何，再作决定”。事实验证了杨、张二人的推断：因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汪渔洋等人被传至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后当即被拘押，随后被遣送回长春[50]。杨华亭与刘士忱虽“侥幸”未加入国民党，但据杨子馀说，他自己入党，写杨华亭为介绍人。又据刘士忱说，张仁术入党，写刘士忱为介绍人[51]。此外，据大连公安档案资料记载，汪渔洋等人被苏军拘押前，“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已从泰东日报物色好人选，准备筹办市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52]。在这种情况下，苏军于当年10月上旬勒令《泰东日报》停刊，并同意由民主政府接收，创办市政府机关报。若就此一点而言，《泰东日报》最终停刊，与杨华亭、刘士忱等人“错误”判断形势，急于向国民党方面“输诚”不无关系。
在多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将国民党判断为战后中国政局主导者的同时，白全武、刘汉、洛鹏等少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年出生的白全武与年出生的刘汉均为金州人，二人于年相识并常在白全武家中举办秘密集会，研讨和交流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据刘汉老人讲述[53]，白全武曾在日本京都某大学法律系就读，回连后任《泰东日报》记者、时事版编辑[54]，他本人则是年初从大连商业学堂毕业后进入《泰东日报》编辑部工作。年春节前夕，白全武从《泰东日报》短暂离职赴关内与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平西情报站建立联系，被赋予“发展成员、搜集情报、组织武装暴动”的任务。回连后，白全武组织成立了包括刘汉在内的“六人情报小组”，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白全武等人立即着手搜集日本在连驻军情报并拟派人送往北京，“但是没想到苏联红军很快控制了东北”[55]。也是在8月9日，此前赴长春伪满洲国记者养习所学习的刘汉得知苏军已对日宣战，当天乘车返连[56]。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晚，白全武、刘汉等“六人情报小组”组织集会，将工作任务确定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让人民了解共产党，跟共产党走”[57]。
据刘汉老人回忆，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周，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写大标语上街贴，如‘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等；另一工作是白全武根据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小册子，大家上街散发”[58]。8月22日苏军进驻大连后，白全武、刘汉等人又准备筹办《大众》杂志和大众书店：
由于办杂志需要很长时间，这时我们又想先办报纸，去接收泰东日报。听说西岗新开大街有八路军，白全武和车长宽去找到他们的“李中和”司令，他很支持，派两个武装人员拿着长枪和白、车二人一同乘马车去泰东日报社。路过大连火车站广场前被苏军截住，问明情况，缴枪放人。[59]
在筹办杂志和接收《泰东日报》暂时受阻的情况下，白全武提议创设“大连社会科学研究会”。“说是研究会，实际是给青年上课的性质。讲师由白全武、车长宽担任”[60]。二人分别主讲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知识和中国革命问题。授课之后进行座谈讨论，晚间则派专人收听延安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对其中的重要消息，油印后散发张贴。“通过上述这些活动，团结教育了一批进步青年，这批进步青年，对以后开辟大连工作，起了重要作用。”[61]但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人进入大连之前，白全武等人一度十分焦急：“我们的工作迫切需要党的领导，天天等，夜夜盼，到处探听党组织来大连的消息。”[62]
一个饶有趣味的插曲是，年10月中旬之前，白全武、刘汉等人并不是中共党员。年春节前后，白全武专程赴北京联系上的“晋察冀边区公安管理处平西情报站”[63]，仅仅是一个党的锄奸保卫组织，“然而白全武等误以为参加公安管理处工作，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因而自以为他们已是共产党员了”[64]。年10月中旬，韩光[65]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赴大连组建中共大连市委后，在沈涛[66]和张致远介绍下，白全武、刘汉等六人终被发展成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也是大连解放初期中共发展的首批知识分子党员。根据大连市委指示，此六人组成党支部，由白全武任支部书记。此后，该支部又发展林松、洛鹏、孙炎等人入党，“于十一月五日与大连解放后第一批工人党员一起，在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67]。其中，洛鹏亦曾为《泰东日报》社员，日后成为大连地中共新闻事业开拓人之一。本章所引史料也主要来自于洛鹏年左右负责组织编写的《大连报史资料》[68]。
虽然“8·15”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因政见不同而出现分化，但未有证据表明国共两派报人之间出现冲突（即便白全武等人曾“持枪”欲接收《泰东日报》，却不了了之）。事实上，部分倾向于国民党和倾向于共产党的报人之间有着良好的私谊。据刘汉老人回忆，当时他和白全武等人与倾向于国民党一方的原《泰东日报》编辑人刘士忱关系较密切，刘士忱曾对他们有所照顾[69]。在投向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白全武也曾与刘士忱进行过多次沟通交流。在刘士忱的回忆文章中，曾提及此事：
那时也常和白全武、车长宽等谈论这些问题，他们常说国民党如何反动，如何卖国，如何贪污腐化，但我却不相信，总以为眼见为实。这也是后来投奔国统区原因之一。[70]
二、
《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彷徨
与隐迹
年10月上旬，《泰东日报》被大连苏军勒令停刊，走完了它37年历史，重获新生的中国报人们也将面临新的人生抉择。自小就生活在日人治下“关东州”的他们，因身处日本侵略者之协同者地位，不可避免地怀有羞耻感和负罪感，甚至某种恐惧感。而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他们都不甚了解，“对苏军个别士兵的风纪问题，尤其看不惯”[71]。未来之路如何选择，《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心中充满着茫然与困惑。
（一）参与创办大连市政府与市委机关报
《泰东日报》作为年7月以后大连地区唯一一份中文报纸，其中的中国报人群体自然成为该地区解放后重建报业体系的主要力量。在《泰东日报》被苏军勒令停刊后的一段时间里，不论在政治上投向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大多数中国报人仍然选择继续从事报刊活动。
《泰东日报》停刊初期，原有报人群体主要有两个流向，一是成为年10月30日创刊的大连市人民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的人员班底，此部分人员中，大多持亲国民党倾向；二是白全武、刘汉等共产党身份背景的报人按照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要求，于11月1日创办中共大连市委机关报《人民呼声》。
《新生时报》是在大连解放初期社会各界筹备首届人民政府的背景下创办的，其人员、场所、设备等均来自刚停刊不久的《泰东日报》。作为首届大连市人民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社长由大连市教育局局长张致远兼任（党内为中共大连市委委员），副社长则是来自《泰东日报》的老报人杨华亭。编辑部及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亦为《泰东日报》原班人马[72]。原《泰东日报》编辑人刘士忱仍主管编辑部工作[73]。每期报纸由张致远和苏军少校李必新审查。
因教育局局长张致远仅是兼任社长，他与李必新对报纸内容的审查也大多限于所谓的“大政方针”。因此，杨华亭、刘士忱等在具体编辑业务方面仍有较大权限。倾向于与国民党接近的杨华亭、刘士忱等人利用此机会，曾编排刊发一定数量不利于政局发展和党的建设的稿件，“版面安排将重要时事新闻故意压低，用一段题放在报屁股上。言论中笼统反对内战，不讲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74]。刘士忱的回忆材料也提及上述事实：
大约11月间，人民政府成立，新生时报直接由市教育局张致远同志领导，仍让我负责编辑。但我的正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怎能安心工作……我不懂国内外和旅大形势及实际条件，更谈不到什么是国际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本质是什么，把驻军旅大和搬走机器看成赤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把中苏友谊和蒋介石投靠美帝，等量齐观。至于对苏军个别士兵的风纪问题，尤其看不惯。关于这些问题，我常和白全武他们争论，但也得不出结论。政府成立后，白全武、张仁术等都进政权工作，这也使我不安心于工作。在新生时报上写些短评，并像国民党的应声虫似的，用“内乱”而不用“内战”的字眼。但这些反动的立场和观点，都经张致远局长兼社长改正了。[75]
在参与《新生时报》创建的原《泰东日报》报人中，洛鹏是唯一一名中共党员。但因是新党员，“组织上又决定要长期隐蔽，不能暴露身份，所以在编辑部发挥不了任何作用”[76]。出于对杨华亭、刘士忱等人工作的不满，《新生时报》创刊仅一周之后，中共大连市委委员陈云涛以副市长名义召见了杨、刘二人，指派姜毅（自胶东来连的中共党员）任《新生时报》编辑部副部长并实际主持编辑工作。此后不久，中共大连市委又派李莲（又名夏瑞）进入《新生时报》工作。
这样，在编辑部里算是有了我们两个人（指姜毅与李莲——笔者注），其余的都是原泰东日报的，许多人政治面目不清，个别人则表现出露骨的敌对态度，有个姓齐的编辑，他利用我党不能以公开面目出现，同我们进行合法形式的斗争。[77]
和《新生时报》的情况不同，由白全武、刘汉等人按中共大连市委指示创办的市委机关报《人民呼声》，其编辑部门完全是新组织起来的。除了来自原《泰东日报》的刘汉外，“编辑和记者都是新参加我党工作的进步青年”[78]。
前已提及，《人民呼声》是由原《泰东日报》记者白全武按中共大连市委要求筹办的，于年11月1日正式发刊，创刊号大样由白全武送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审阅，最初的编报人员则仅有刘汉、于明二人，他们“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夜以继日地干”[79]。此后，大连市委又陆续派吴滨、孙炎、俞伯等进入《人民呼声》从事采编工作。年初，刘汉暂时离开《人民呼声》采编岗位，被派去接收、整顿日文报纸《大连日日新闻》的厂房、机器，并培训工人，准备将《人民呼声》迁入该处[80]。
以《新生时报》和《人民呼声》创办为节点的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历史性分流，在人员的“流量”上并不均衡，仅白全武、刘汉等少数共产党人受党的委托和安排“白手起家”创办了大连历史上首个党的机关报（当时仍处于地下，以大连职工总会名义出版），其他人则成建制地留在了以《泰东日报》房屋、设备为基础创立的大连市人民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受旧观念、旧传统等影响，他们在新岗位上的工作很难被党和苏军认可，一些人在此后若干年勉为其难地坚持，一些人主动向共产党靠近，但大多数人则在不久以后离开报社，或是逃向国统区，或者选择销声匿迹。
（二）年后部分报人的“逃离”与隐迹
年，88岁高龄的原《泰东日报》编辑部职员刘汉老人将家族内部印行的回忆录定名为《寻找共产党》，记述了自己与当年《泰东日报》同事白全武等热血青年在黑暗环境下苦苦寻找、等待中共党组织的往事。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在时局难测、未来国共谁将掌权仍未可知的情况下，刘汉和白全武等人毅然选择加入大连中共党组织（当时处于地下活动），成为大连解放后首批入党的知识分子。此后不久，他们又受命创办中共大连市委机关报《人民呼声》，成为大连地区党的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发起成立的“六人情报小组”也成为中共大连地方党史中被传颂至今的一段佳话。
刘汉与妻子合影。（刘汉老人供图）
与白全武、刘汉等少数人的命运不同，曾长期供职于《泰东日报》、此后又大体以整建制形式进入《新生时报》的中国报人则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命运。这些长期与日人共事，在殖民统治下出生、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曾一度为重返祖国怀抱而欢欣振奋，但面对新的历史抉择，大多丧失了判断力，最终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出于对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工作的“不满”，年2月，中共大连市委派抗战初期的老党员杜鸿业担任《新生时报》社长。杜鸿业到任后，“整顿了机构，清理了队伍，加强了思想工作，狠抓了组织纪律”：
根据干部队伍的具体情况，对原泰东日报时期的老人，愿意留下继续工作者，表示欢迎，并量才使用。如杨华亭继续担任副社长，负责行政管理；王丙炎主编副刊；韩建堂主编地方版。对不想留在报社，另有高就者，则热情欢送。如老记者张兴五，因政见不同，找个借口向杜社长辞职，杜鸿业同志不仅接受他的辞呈，还在泰华楼设便宴欢送。老编辑周静庵、郭瑞堂等于年春相继提出辞职，均获认可。对个别工作质量不高，适应不了工作要求的中青年记者，则予以调动或精简。[81]
在大连这个战后由苏军接管、中国共产党占据政治优势的“特殊解放区”，刘士忱、张兴五等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中坚分子，最终选择离开《新生时报》和共事多年的报社同人，很大程度上根因于他们与新生政权在执政理念上存在龃龉。作为极富新闻业务经验的老报人，他们原本有机会利用《新生时报》接近中共党组织——彼此间有着良好私谊的白全武曾一度规劝[82]、共产党方面委任的新社长杜鸿业也礼遇有加，但刘士忱等人仍“固执”地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
总之，当时认为祖国就是国民党，而共产党则是捣乱分子。心中完全倾向国民党而怨恨共产党。[83]
因“向往国民党的心越来越迫切”，年11月底，刘士忱“由于敌伪巡捕王立印的勾引，一同到长春欢迎国民党‘接收’大连”[84]。时值民主联军包围长春市郊，刘士忱欢迎“接收”的目的未能达到。回连后，谎称奉侍病母到《新生时报》销假继续工作，报社也未追究。但在该年底，刘士忱受匪特施永申威胁要求为国民党提供情报，他虽未应允，但因躲不过施永申纠缠，决意离开大连。年2月7日，他未向《新生时报》辞职而远走他乡。
老报人张兴五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泰东日报》外勤采访的主力记者，之后曾担任外勤部副部长、特报部次长、社会部长等职，《新生时报》创办后，仍担任外勤记者。这位曾在日据时期大连报界有着较高知名度的老报人，对旅大这个由苏军军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区政权组织形式存在不满。年3月采访报道大连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期间，他在会议现场对大会选举国民代表大会候选人的程序提出公开质疑。据同去参加采访的洛鹏回忆：
谁也没有料到，正当大会主席宣布选举结果后刚刚落座，坐在记者席上的张兴五突然站起来，首先声明他是代表记者向大会提出问题，他认为国大代表应由全市人民普选产生，由临参会选出不符合民主程序。张兴五这个突然袭击，弄得全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各新闻单位党员记者简单碰了一下头，由《人民呼声》报记者俞伯同志代表记者团严正声明：张兴五的意见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记者团不同意他的意见。这一下就把张兴五的气焰压下去了。这位老兄由于和我们政见不合，在二届临参会闭幕不久就辞职不干，跑到国统区去了。[85]
年3月4日至17日，大连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在市政府礼堂举行。图为大会记者合影，左三为张兴五、左四为周静庵、右二为洛鹏。（《大连日报史料集》）
至此，刘士忱、张兴五、周静庵、郭瑞堂等曾在《泰东日报》供职多年的中国报人已陆续离开《泰东日报》，不知所踪，在日后可供查阅的公开档案、文史资料，甚至在当年报馆同人的回忆中“隐迹”，成为一个极为“隐秘”的日据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部分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后来“不知所踪”，除政见不同等因素外，也与战后中国政府着手处置汉奸有一定关联。年11月23日，民国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该条例明确将“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列为“汉奸”[86]。作为供职于日人报纸《泰东日报》的中国报人，他们无疑具备“汉奸”罪名成立的条件。对此，曾担任《泰东日报》编辑人的刘士忱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既庆幸祖国胜利，又顾虑汉奸将被惩处”[87]。刘士忱此后是否被以汉奸罪论处，目前尚未有资料可供证实。但他的前任赵恂九确曾以相关罪名被人民政府判处15年徒刑，在黑龙江泰来劳改农场走完了自己曲折悲惨的一生。
在进入《新生时报》的原《泰东日报》报人中，除原本就有共产党背景的白全武、刘汉、洛鹏外，一些从旧社会走出的老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寄予期望，憧憬共产党治下欣欣向荣的未来中国。这类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副刊编辑王丙炎。王丙炎（-？），原名王超，笔名冰言，奉天辽源人，年春入北京大学预科，年初春入本科文学系，不久因经济原因辍学回辽源。同年冬考入东三省邮政管理局任邮务生。年辗转到大连。年夏，通过《泰东日报》考试入社任校对。在年夏至年春东北文坛有关通俗小说的论争中，他曾在《泰东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参与论争，是这场论争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任《新生时报》编辑初期，长期生活在“关东州”租借地的王丙炎和不少报社同人一样，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但在年10月中国共产党《新生时报》支部成立后，王丙炎等来自原《泰东日报》的老知识分子受到关心和照顾，“党支部很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一视同仁，团结共事；在生活上，关怀照顾他们，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88]。对于生活较拮据的王丙炎，杜鸿业、洛鹏等中共党员给予悉心关怀。王丙炎在旧社会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杜鸿业曾苦口婆心地劝他戒烟。年，王丙炎的老伴坠亡无钱殓葬，报社又帮助他妥善处理了丧事。这些使这位老知识分子感激不尽。在一份题为《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回忆材料中，王丙炎回忆了当时杜鸿业劝他戒烟的情形：
到年春天，杜鸿业同志来任新生时报社长，我开始和共产党人接触起来。……就在这年秋天，医院去戒烟，并给了我以很好的照顾。从这一事情开始，我感到这个“上司”和旧时代的“上司”有所不同，他不是威胁、申斥，而是治病救人，使我对共产党人、对新社会，有了进一步认识。[89]
年底，此时已离开新闻单位到政府工作的王丙炎在一份材料中郑重写道：准备条件，争取做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哪管到六十岁以至七十岁也不放下这个奋斗目标。遗憾的是，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90]。
年6月1日，白全武、刘汉等人创办的《人民呼声》更名为《大连日报》。年5月16日，出版了1年零6个月的《新生时报》停刊，改组为旅大全区政权机关——关东公署机关报《关东日报》，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又部分转入该报工作。在一份职员名单中，仍可看到洛鹏、文安禄、韩建堂、杨华亭、于永志、韩冈矿等人的名字[91]。此后的数十年里，他们有的选择坚守，有的选择逃离，也曾不断接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据《大连日报》老报人、原大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于景生老人回忆，至20世纪50年代，仍有文安禄等五六名原《泰东日报》老报人在《大连日报》从事采编等工作，但在反右运动开始前后，陆续不知去向[92]。至20世纪末，除高寿的刘汉老人外，《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均已走完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如今，除个别报人后代仍苦苦寻觅自己父辈极为有限的资料外[93]，人们已将这个经历过“关东州”殖民苦痛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遗忘。
注释：
[1]清冈卓行.洋槐树下的大连[J].魏大海，译.世界文学，（1）：23.
[2]三島由紀夫.「アカシヤの大連」の評言[EB/OL].(-11-28)[-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