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宗时期，金朝从奴隶制社会转变为封建制社会。金熙宗改革了社会体制，完善各项制度，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产，改善外交关系，为金世宗时期的兴盛繁荣创造了制度基础。
熙宗时期的官制改革与兵役改革对金朝骑兵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随后海陵王即位，继承了熙宗的改革方向，继续深化改革，推动了金朝政治文明进步。金世宗时期金朝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人口大量增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军事战争逐步减少，金国发展空前繁荣。
一、制度完善与战术细化
年，金熙宗进行官职改革，确立了“勋封食邑”制度，按照功勋等方式封爵勋级、食邑，这对女真贵族产生不小的影响。不仅如此，科举考试也发生了改变。金太宗时期，科举考试便已经在金朝开始实行，但旧制极为不公平。
金熙宗一改这种民族歧视性的科举考试，统一南北考试内容，“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仕。”并且还设立武举考试，开拓了进入统治阶层渠道。
这样一来便有大量汉人与契丹人流入到金国政权之中，与女真贵族争夺权力。民族政策相对平衡优化了金朝的人才结构，调动了其他民族参与军事活动的积极性，对骑兵部队民族多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熙宗时期制度上的变革，也同样反映在骑兵部队的管理与运用。这一时期骑兵职能更加细化，对战术运用也更加独特，对于轻骑兵与重骑兵的使用，采取分队而立的方式。
这种编队方法中，最具代表性便是铁浮屠与拐子马的使用。铁浮屠是重甲骑兵。而拐子马为边翼骑兵，因为金人所撰的史料中并未将某个部队称为拐子马和铁浮屠，“拐子马”和“铁浮屠”是宋人所言，非金人自己的称呼。
而宋人在指两边的时候，便会用到“拐子”一词，如拐子城的称呼其实就是指边城。铁浮屠与拐子马是重轻骑联合作战，以重骑兵去冲垮敌人阵型，再以轻骑兵去从两翼包抄截杀逃散的敌人。
太祖与太宗时期，没有充分利用编队让这种打法细化，导致战争中重轻骑配合并不能打出理想效果。随着上层制度变革和与对宋作战难度提升，熙宗时期开始利用这种特殊称呼进行编队，提高了战术的有效性。
二、骑兵扩张与衰退
海陵王早期做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建立群牧制度。金朝早期畜牧业相关制度并不完善，国家牧场管理混乱，私人牧业占据巨大比例，这对于畜牧业发展较为不利。
海陵王设立群牧司，利用群牧制度来整合资源，扩大国家牧场规模，对于畜牧业进一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海陵王为了实现祖先未完成的统一霸业，在国内动乱的情况下发动对宋战争。
年，完颜亮调女真、契丹、奚兵二十四万，汉、渤海兵十五万，编组二十七军，兵分四路南下攻宋。这次行动征调马匹数量巨大，“八月，诏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匹。”这对地方招讨司造成了巨大压力，从而引发了正隆之交大起义。
起义对于金朝骑兵发展来说是毁灭性的。金朝在海陵王时期原本有九个群牧。在国内战争爆发之后，九个群牧只剩下了兀者、乣斡、大盐泊三个。幸存牲畜仅有“马千余、牛八百二十八余、羊八百六十、驼九十而已。”马源破坏，导致骑兵马匹来源出现问题。
完颜亮为了缓解马匹缺失状况，年3月，“诏内地诸猛安赴山后牧马，俟秋并发。”在不影响内地猛安春季耕种的前提下，“赴山后牧马”既可以缓解马政危机，也可以到充实边疆地区、应对契丹起义。
“俟秋并发”也符合畜牧业的生产规律。秋季，马匹便于摄取充足的营养，同时打草晾晒以备冬季使用。待膘肥马健后把马赶到冬场，以便过冬和春季繁殖。这种缓解政策效果微乎其微，并且还需要较长时间，这对于急于求马的完颜亮来说无疑是毫无作用，括马仍然是此时获得马匹最快的方式。
于是完颜亮在出征之际，再次“大括天下羸马”。海陵王频繁括马导致金朝民间私人牧业受到巨大破坏，“旧时家家有马,扬王南征,尽刷去。”年10月，在国内起义尚未镇压，马匹供应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完颜亮兵发四路攻打南宋。
战争初期金军获得了压倒式胜利，但随后便与南宋陷入僵持阶段。完颜雍趁机政变称帝，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契丹民族起义后，战马数量与质量上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加之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金朝骑兵迎来了自建国后最为羸弱时期。
三、制度变革与骑兵兴盛
金世宗时期制度逐步完善，战乱少，社会结构逐渐合理，百姓安居乐业，人口大增，为金朝骑兵的兴盛提供可能。金朝人口在“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到大定二十七年，户口人数增加至于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户，人口增至四千四百七十多万。人口的增加为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
畜牧业是金朝支柱性产业，也是金朝骑兵马匹主要来源，解决马来源不足的问题刻不容缓。为此，金世宗实行了如下方案：其一，括马有法可依。
海陵王的肆意括马，很多情况下没有相应的补偿，这造成了民间对于政府括马的强烈抵触，为了解决这种情况，诏令“诏调民间马充军用，事毕还主，死者给价。”这减轻了人民抵触政府的括马行为。
括马法规不完善，让括马行为变得异常随意。于是在大定三年，诏令“命诸官员年老者，许存马一二匹，余并括买入官。”括马毕竟是战时战马较为重要的来源之一，为防止民间私自藏马不报，大定二十八年，诏令“毋令富者暇隐畜产,贫户或有不敢养马者。”对于全部登记在籍的马平时由民间饲养，政府征用时必须“按籍取之”。
其二，保护牲畜资源。为了缓解马缺失的问题，大定八年，规定：马者军旅所用，牛者农耕之资，禁杀牛马。将马上升为国家战略资源，并禁止屠杀马匹。
大定十四年，再次下诏要求“猛安谋克之民，今后不许杀生祈祭。”大定二十二年，设“立强取诸部羊马法。”政令频繁提出，表现了政府对于马匹保护的决心与力度，对金朝马匹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三，修整群牧司。群牧司是金朝战马主要来源地。《金史·兵志》所载群牧司有十二个，分别为迪河斡朵、斡里保(本)、蒲速斡等。海陵王时期设置有五个，到金世宗时期增设至七个，即特满（今吉林公主岭一带）、忒满（今河北张北县以西，内蒙古集宁市以东地区）、斡睹只（今内蒙古林西县、克什克腾旗至翁牛旗一带）。
以及蒲速椀（今赤峰市以东，今辽宁新民、法库、兴城以西）、瓯里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及巴林右旗南部、翁牛特旗东部地）、合鲁椀（今吉林洮南、白城二市，镇贲县及黑龙江泰来县）、耶卢椀（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地）。
金朝的群牧司是建立在辽国的马里和群牧司基础之上，群牧司也多用契丹人与奚人。群牧司的最高长官群牧使，设一人，只为从四品。又设副使一人，协助群牧使管理牲畜饲养繁殖。群牧司中又有判官、知法等官员，负责处理行政、法律之务。
群牧司的官员工资普遍较低，最高长官群牧使只有“钱粟四十八贯石而已”，并且还没有曲米寿、春罗秋绫这类补贴，而女真官员除了钱粟之外，还有各种补贴。
这种不公平待遇本就让契丹人与奚人心中怨念颇深，加上海陵王时期强制征兵，大量征马，引发契丹人不满。撒八起义时，被契丹人管理的群牧司们纷纷响应，这才造成起义开始时，金国瞬间丢失两个群牧司的被动局面。
金世宗时期起义被平叛后，群牧司官员结构变化并不大。不过皇帝对契丹人不再信任，一边利用他们继续管理群牧司，一边还严加提防他们。在迁徙上京、济州两地契丹人时,令“所经道路勿令与群牧相近,脱或有变,即便讨灭。”
经过金世宗的政策修整，金朝畜牧业得到巨大发展，年，所拥牲畜“马至四十七万,牛十三万,羊八十七万,驼四千。”经过金世宗一系列改革，金朝骑兵步入鼎盛时期。
四、总结
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认为“骑兵的重要性却大得多。骑兵是一个较强的兵种。”从女真人开始起兵，直至建立金国，随后到攻灭辽国、北宋，在这期间金朝骑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骑兵在古代战场上有着重大的意义。骑兵的强大造就了北方游牧民族强大的战斗力，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先进文明构建起来的国家机器，往往很难抵抗游牧民族骑兵的冲击。
金朝从建国开始，制度不断完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人口不断增加，战争减少，这些变化都为金朝骑兵的兴盛积累了广阔的物质来源，为金朝骑兵的的兴盛奠定了制度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