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西部地区的一面旗帜，在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史上有一个被忽视的“西学东渐”事件，20世纪末清华恢复文科建制，除了从北大、社科院、人大挖来很多学者，还从西北大学借力颇多，尤其是经济和历史两个学科。虽然僻处一隅，但是从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西北大学，培养出王岐山等优秀校友，在历史学科、中文学科、石油学科、地质学科等领域都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值得尊敬。
西北大学百余年来对复兴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姚远
西北大学自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建百余年来，向以“立足西北，融汇世界和创建新兴西北文化为己任”。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把西北大学远承周秦汉唐文明，近负建设西北新文化的责任首次上升到了“使命”的层位。他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起无限之敬仰。……故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实为西北大学所应负之使命”。黎锦熙先生在阐释西北大学校训时，也指出：“‘公诚勤朴’校风之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惟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
这是西北大学立足西北办学和以复兴中华文明为办学抱负的逻辑起点，并基于此，对探索、复兴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开创我国西北新学制，存续中华民族文脉的根基，奠定近现代西北高等教育格局通过晚清、民初、抗战时期的三波办学，作为我国西北最早的高等学府和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母机”，西北大学在京陕两地先后有60余所高校并入或分出，在西北分出20余所高校，从而开创了西北最早的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催生了我国最早的现代学制，结束了封建教育的历史，浓缩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文化、新旧教育的交替。其中，特别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和民族文脉面临中断之际，西北大学与流离失所的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工学院、近代第一所师范大学北平师大、最早以拿破仑时代的大学区制为蓝本推行我国大学改革的北平大学、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我国北方最早的国立科研机构北平研究院等四校一院成为战时我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一。由此，西北大学亦成为战后永留西北的北平大学和西北联大的主要传承者，在承载中华民族文脉薪火相传、否极泰来责任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角，参与了中国高等教育由“点线”布局向“面”上布局的伟大历史转折，参与了理工农医师范综合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大西北展布的伟大历史进程，尤其是在占国土面积1/3、四大语系交错、三大宗教鼎立、50多个民族杂居的地方实现高等教育，其意义远大于在东南沿海一带的“重床叠屋”。因此，西北大学不仅是一所西北最高学府，也是近代秦文化和西北文化的策源地，诚可谓，一部大学史，半部近代史。
年来，西北大学为国家培养了近20万名学生，从教师和学生中，走出35名两院院士（含6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4位国际研究机构院士和通讯院士）。其中从学生中走出24名两院院士，包括：首次发现高等植物收缩蛋白的阎隆飞院士（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学系）；叔侄院士张殿琳（西大物理系毕业，凝聚态物理学专家）与张彦仲（年西大物理系毕业，我国第一套g大加速度校准装置的发明者）；我国第一颗核爆专用高速摄影机的发明者侯洵（年西大物理系毕业）；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者之一田在艺院士（年7月考入西大地质地理系，次年转学，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大地构造的探索者任纪舜院士（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水文水资源领域的创新者刘昌明（年西大地理系毕业）；秦岭造山带立交桥构造学说的创始人张国伟院士（年西大地质系毕业）；手性技术与手性产业的开拓者张生勇院士（年西大化学系毕业）；前寒武纪地质学家翟明国院士（年西大地质系毕业）；西北大学首篇全国首届百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与第四纪地质学家周伟健（年西大地质系博士毕业）；将脊椎动物起源前推万年的舒德干院士（年西大地质系硕士毕业）、发现和证明机器学习“徐-罗奇”定理的徐宗本院士（年西大数学系毕业）、著名地球化学家高山院士（年西大地质系本科毕业）、我国建筑学学科第一个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的领军者刘加平院士（年西大物理系毕业）、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和油气勘探专家赵文智院士（年西大地质系毕业）、泥石流山地灾害和水土保持学家崔鹏（年西大地理系毕业）等等。
在人文社科毕业生中有：抗战时号称中条山的铁柱子孙蔚如（年入西大前身陕西实业学堂，年转入西北大学预科）、扼守娘子关的赵寿山（年入西北大学预科）；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西大前身西安中山学院毕业）；中联部副部长、驻古巴、印度大使申健（年入西安临大-北平师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年西大历史系毕业）；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年西大教育系毕业）；全国劳动模范、骨科专家尚天裕（年毕业于西大医学院）；全国劳动模范罗健夫；开国大典的播音员齐越（西大外语系）等，涌现出柳青、贾平凹、迟子建、牛汉、雷抒雁、王子今、杨圣敏、张维迎、魏杰等大批才俊，赢得了“中华石油英才之母”，“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作家摇篮”等诸多美誉。二、创建一流的人文社科学科，持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
早在抗战时期，西北大学即创建了以探索中华文明在西北发轫为特色的一流历史学科，特别是创建了我国大学最早的两个考古专业之一（年北京大学和年西北大学）和两个最早的边政学专业之一（年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由此，组织10余次西北科学考察，开创了艺术考古、边疆考古、国际合作考古，以及中国思想史、秦汉史、南亚中东史、西北民族史、唐代文学研究的新纪元。
在此基础上，西北大学以持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为特色，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开拓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首译《资本论》，完成《中国思想通史》（5卷）、《宋明理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等一批代表性著作，形成以侯外庐校长为代表、以张岂之等为主要传承人的侯外庐学派。西北联大时期的沈志远教授，毛泽东在延安曾在其所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作了余字的批注，年在中南海被毛泽东誉为“人民的哲学家”。
第二，完成我国第一部中东国家系列国别史。彭树智教授先后完成《文明交往论》、《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13卷）、《伊斯兰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等一系列著作，奠定了我国南亚中东史学科的基础，《中东国家通史》则填补了空白。
第三，首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无人区、穿越罗布泊“死亡之海”、发掘百余处重要遗址，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从而开辟了我国西北考古、科学考古。西北大学黄文弼教授一生4次深入丝路沿线特别是与瑞典科学家合作的新疆科学考察，行程公里，其中年4月至11月第三次西北科学考察由西北大学派出。他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踏勘的基础上，首次否定了流行两千余年的《史记·大宛传》和《后魏书》关于张骞第一次、第二次和归途通西域路线的一些错误记载，并绘制了新的路线图。他作为中国人，首次穿越世界第二大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千里无人区，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发现了丝路军事要地汉代屯垦遗址、驿站遗址土垠、西汉黄龙元年竹简、西汉麻纸等重要文物，并对丝路咽喉古楼兰城历史、汉西域诸国分布、罗布淖尔（罗布泊）考古、守护丝路的重要人物班超等作了系统研究，奠定了汉代丝路沿线考古的科学基础，他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形成了集考古、历史、地理、宗教、民族、现代自然科学于一体的独特学术研究风格，既有对“纸上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证和“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的相互印证，又有外国学者与吾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印证和室内研究工作与野外实地踏勘工作的相互印证。因此，被称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
第四，开创我国艺术考古新领域。王子云教授考察丝路雕塑艺术遗存，他的足迹遍及丝路上的古长安茂陵、霍去病墓石雕群、青海西宁塔尔寺、拉卜楞寺、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河西走廊祁连山佛窟、新疆库车、拜城等丝路遗迹，他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是我国新美术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之一，也是现代美术教育和艺术考古学派的先驱。他自年，主持和实施了我国第一支以艺术文物考察为主题的中国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年首先建议教育部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年连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获文物数千件一同并入西北大学，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雕塑史专著《中国雕塑艺术史》。
第五，开辟西北民族史研究，培养了一批民族史研究人才。20世纪50年代初，西北大学马长寿教授开辟了西北民族学的研究方向。他先后完成或出版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氐与羌》、《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关中部族》等。传承者周伟洲教授先后完成了《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丝绸之路大词典》，段连勤教授完成了《丁零、高车与铁勒》、《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等学术专著，形成了西北民族历史研究的系列成果。
第六，探寻丝路西段游牧文化遗存，开辟境外考古和国际合作考古的新模式。西北大学早在抗战时期即有黄文弼教授与瑞典科学家首开我国国际合作考古的先例，但尚属中国境内合作，到21世纪，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则将这种合作延展到了丝绸之路西段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年12月，王建新教授率领的中国西北大学团队，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与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3次考察工作，现场调查了30多处重要文化遗产点，获得一些重大发现：一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发现，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二是在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有望在这一重大国际学术课题上取得突破。
第七，在中国文学方面，经过傅庚生、张西堂、刘持生、安旗、韩理洲、李浩等教授的长期坚守，一时为全国古典文学重镇。抗战时期，西北大学即拥有黎锦熙、罗常培、许寿裳、胡小石、吴芳吉、郑伯奇、蒋天枢、高亨、高明、于赓虞等一大批著名文学精英。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大学继承其事业，产生了一批新的探索者。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杜甫诗论》、张西堂的《唐人辨伪集语》、刘持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安旗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李志慧的《杜甫与长安》、韩理洲的《唐文考辨初编》和《全唐文》研究，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鲁迅研究自年鲁迅在西大讲学、鲁迅挚友许寿裳教授在西大任教、单演义教授的《鲁迅讲学在西安》，张华教授的《鲁迅与外国作家》，李鲁歌教授的《鲁迅郭沫若研究》，王富仁教授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以及阎愈新教授主编《鲁迅研究年刊》和《鲁迅致红军贺信的发现》等成果的发表，也一时称雄于文学界。孙浩辉教授的《大秦帝国》、《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等著作，则开辟了西北大学古典文学与古文明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第八，奠定中国发展经济学，形成我国西部经济学派。早在西大前身西北联大时期，沈志远教授所著《新经济学大纲》即被誉为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专著。罗章龙教授的《国民经济学》也盛极一时。新中国成立后，何炼成教授扎根西部半个世纪以上，长期耕耘，在资本论、劳动价值论、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思想史、西部经济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著有《价值学说史》、《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中国发展经济学》等，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并培养了张曙光、邹东涛、魏杰、张维迎、冯仑、刘世锦等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光明日报》曾以《为什么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出自西北大学》予以报道。三、对中华自然科学文明的贡献
西北大学的理科向称发达。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开拓者李约瑟院士曾于、、年3次到访西北大学；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创建了西北大学数学系（为其所创云大、清华、东南四个数学系之一）；我国数学与自然科学史学科的创立者李俨院士在年即兼任教授，开设数学史、铁道测量等课程；改造中国古地理的先驱黄国璋、我国科学治水的开拓者李仪祉、我国生物统计学的创始人汪厥明、我国古生物学科的奠基者杨钟健等均曾在此任教。年以来始创的医学学科，到建国初，传承了我国最早国立西医高等教育的血脉，在病理学科、西医皮肤性病学、药理学、现代法医学、外科学、儿科学、血吸虫学、针感生理学、地方病学等13个领域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也培养了姜泗长、尚天裕等著名医学精英。以下仅述及基础科学的主要成就：
第一，以“王氏定理”与“侯氏变换”名列新华社《中国的骄傲——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现代科技成果》，占6项高校成果的1/3。早在西北大学前身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数学系，就有哥廷根学派的中国传人曾炯教授，以“曾定理”、“曾层次”，将我国抽象代数推进到国际最前沿。年，王戍堂教授在国际上首次提出ωμ度量化定理，即“王氏定理”，解决了国际上自年以来10余年间未解决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侯伯宇教授在现代数学物理、近代场论、对称性、可积性、拓扑行为等领域艰辛探索，创造性地发现SU（2）单极可约化拓扑性、完全可积场的几个系列的无穷多守恒流的产生算子等重要规律，即国际上所称的“H变换”或“Hou-Li变换”，并据此获得一系列重要结果，并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
第二，开创土壤热力学、奠定我国仪器分析学科。年至建国初期的西北大学教授虞宏正院士，专注于胶体化学和物理化学，开创土壤热力学，并创建中科院生物土壤研究所（今水土保持研究所）。高鸿院士则在极谱电流理论、悬汞电极理论、金属在汞中扩散理论和示波滴定方面卓有成就，首创我国仪器分析学科，完成我国第一部《仪器分析》专著，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第三，首次提出地壳波浪镶嵌构造学说。张伯声院士自年到校以来，献身我国地质学事业，在地质矿产、前寒武纪地质、第四季地质、构造地质方面不懈探索，于年至年间，创立“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被公认为中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
第四，首次提出秦岭立交桥式构造说，揭示秦岭造山带形成与演化的构造机制和系统演化的规律。张国伟院士自年入学西北大学以来，即就此持续探索，在半个世纪中，与其团队多次南北横穿、东西纵贯秦岭山脉，终有所得，以“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演化及其成矿背景”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第五，将脊椎动物的起源前推万年。舒德干院士自年的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即倾心于云南澄江化石库的高肌虫研究，持续30余年，终于捉到了5.3亿年前的天下第一鱼“昆明鱼”，将脊椎动物的起源前推了万年。在Nature,Science发表10余篇论文，研究成果列为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和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第六，西北大学在晚清派出中国最早石油留学生，并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大时期均为中国石油做出重大贡献。光绪三十年()十一月清政府开办延长油厂，陕西巡抚曹鸿勋遂于西北大学前身陕西高等学堂内选派吴源澧、沈云骧、由天章(云飞)、杨宜鸿、方传龙、舒承熙、冯尔鹏、谭熙弭等10人到延长油矿实习，复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七月（１９０８年8月），派练习生吴源沣，舒承熙，杨宜鸿３人和自费生由天章同往留学。这些留学生在日本越后油厂学习两年左右，购买日本机器，先后回到延长油矿。年民国成立，新旧交替，厂事无人问津，自费留学归国的由天章“主任一切，勉维现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专门学习石油的留学生，而延长油矿又是世界大陆上开发最早的油田，故从西北大学前身陕西高等学堂派出石油留学生的意义重大，实际上揭开了西北大学在延长、玉门、大庆等我国各大油田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为中国石油做贡献的历史序幕。年入学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的田在艺院士发现大庆油田。年元月，田在艺奉调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先后任大庆油田地质调查处处长兼总地质师和勘探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地质师。在发现构造圈闭的基础上，于大庆长垣外围发现了新的油气田，是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人之一，其成果于年7月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与地质部、石油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庆油田发现者分享了这份崇高的荣誉。年，西北大学应国家建设急需，开办矿产和石油地质专修科，仅至年即培养名地质技术人才，以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14个大油田中，就有13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出自西北大学，其中包括大庆市市委书记李智廉、大庆油田石油管理局局长兼大庆市市长王志武等，故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
第七，接收南海诸岛和完成我国第一部《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主持南海划界和实施十一段国界线。抗战胜利后，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郑资约（郑励俭）教授借调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被任命为南海诸岛接收专员，会同傅角今司长办理南海诸岛接收事宜。年10月23日，郑资约与助手曹昭孟及西北大学地理系4位学生登上太平舰向目的地进发，至年12月26日完成工作，经两月余，行程二千海里。郑资约与内政部方域司傅角今司长等整理实测资料，绘制中国南海地图，并向行政院呈请核准颁布一系列的地图。其中包括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石岛图等以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年2月，郑资约仍旧回到西北大学地理系任主任、教授，并向全校报告了接收经过。年建国后，方域司傅角今亦调任西北大学地理系主任、教授。傅角今教授在方域司任内，主持中缅边界、南海诸岛国界划定，11段线划定等重要工作，特别是于年4月14日他主持的公布西、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案会议，成为他一生中最重大事项之一，直到年他还在西大任上应外交部之邀赴京接受有关边界问题的咨询。
世界上著名大学都是依靠文化的不断积淀和独特的大学精神逐步赢得世界声誉的。习近平主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西北大学百余年来取得的这些重大成就和重大贡献，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要艰苦得多，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甚至要忍饥挨饿或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确不易，因此它是西北大学的“根”与“魂”，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基础、机制，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显然对未来西北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姚远-09-14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格致斋
来源：姚远科学网博客，新媒体吡美莫司乳膏治白癜风效果如何